我看完信，对一切都反感得无法控制。

一连饿了两天，宿舍里的其他六位同学，还以为我在害毛病。

吃不下饭，在该吃饭的时间里吆喝一声算了事。

直到第四天，我不得不将自行车骑到会府市场低价卖了。

换回一点生活费，才算吃了一顿好饭。

为了不让人知道底细如何，我很少与宿舍里的同学来往。

有时连话都不搭一句，其他同学也没介意。

以为我是过于内向的人，不说话和不想说话就不勉强。

在我的眼里，这几名大学生不值得一提。

平时的学习问题，都难不住我。

最让我头痛的，就是外语课。

一旦遇上了外文课时间，就像是上刑场一样。

叽叽咕咕闹了半天，还是搞不明白外文教授的嘴巴在变什么鸟叫。

有同学就给我出主意：到了过级考试时，请外语好的同学小帮一忙就过关。

我本人自然不知道这个忙的帮法是怎样，但认为学编导的学生，被强制学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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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就像卖鸡肉的人非要去养几只鸭来看游水一样。

军训之后，返校的学生中，很多人并没有回个神。

我本是彝女，对那军训一点也不在意。

在九大的生活时间拉长，又为学习又为生存失去了思考。

生存，就是吃饭，没吃就得倒下。

每天上完课，就去家教和到九眼桥上去帮人擦皮鞋。

一旦遇上市政管理员来了，所有的擦鞋大军就像耗子，四处飞奔逃跑。

幸运并非一直光顾我，也被捉拿归案过几回，可是又不思改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