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刘禅任命董允、诸葛乔二人赴凉陇撰写《凉陇民政》，却不成想此工作量远超众人想象。凉陇位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界处，远非益州这种单纯的农耕区可比，加上大汉平定凉陇不久，基层还没渗透下去，这导致《凉陇民政》成书困难。

至今《凉陇民政》也才初有草稿，农业部分已经完成了，还需优化，畜牧部分还在难产中。

农业部分其中就包括水利部分以及耕种技术、各地适宜的农作物。这部分已经在二年前推广下，这次董允赴凉陇就是为推广中出现的问题纠错。战要打，新政推广不能断。

从随刘禅武担山耕种，到参与撰写《益州民政》，再领人单独撰写《凉陇民政》，董允现在可谓是大汉的农业专家，对大汉各地农事信手拈来。

在刘禅与诸葛亮的带领下，大汉的高层官吏相对务实，少有高谈阔论者。即便是士族大家最多的曹魏在曹叡的治下，也严厉打击清谈阔论、结党营私者。

在公元232年，也就是去年。司徒董昭上疏言，国内利弊，希曹叡惩戒国内虚伪不实者，欲结党营私者。故曹叡的纳司徒董昭之言，发出严厉的诏令，斥责、罢免了诸葛诞、邓飏等人。

“不敢，二州刺史皆乃治国之才，允往凉陇不过为二君助力而已。”董允谦虚说道。

“休昭过谦，休昭所献《凉陇民政》，其中所言甚好。因地制宜，阴平、武都二郡，宜种水稻，其余诸郡可辟水利，广开水田；贫瘠之地，种以冬麦，或种粟、豆。于诸郡县广推水磨。”

董允在接触冬麦种植后，随即发现了石磨这一个重要的搭档。查询古籍《桓子新论》及访当地老农后，并让工匠制作水碾磨，借助水力可磨麦。

董允发现其便利后，将此法写入书中，作为《凉陇民政》农事部分的重中之重，建议各地推广。同时让官府新建水碾磨，百姓碾磨小麦时，收取一定的费用，充实府库。

要知道中国春秋时百姓以粟、黍为主，战国时小麦的重要性上升，粟、黍开始衰弱，秦汉时小麦便成为北方时期的主要农作物。其中原因在于便是石磨的推广与出现，使得由粗粮成为细粮。

先前没有石磨之时，小麦去壳这个行为称为春米，利用木棍与容器的相互作用，将小麦的壳给去掉，十分辛苦，因此秦汉妇女五刑中就有刑春这一刑罚。出现了石磨之后，通过两个石面可以将小麦去壳，比先前春米更为省力，甚至还可以磨成面粉煮成面饼。

如果水碾磨取代的话，用《桓子新论》言，‘役水而春，其有利百倍’。因此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而对凉陇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至于利用水碾磨收税，则是刘禅的建议。并非刘禅想要苛捐杂税，而是水碾磨这种大型的工程，除了豪族大姓外，一般家庭是无法搭建起来的，即便搭建起来也难以维护。

如果大汉官府不出面建设水碾磨这种公共设施，一旦被地方上的豪族大姓所掌握，将有利于他们强取豪夺，积累财富。就如同后世电力、水利设施一样，如果非国用，一旦到了私人手上，将不是利民工具而是害民工具。

大汉可以利用通过水碾磨收税，进行维护水碾磨等水利设施，不至于水碾磨荒废。

因此，在刘禅的批阅下，在诸葛亮内府的支持下，于凉陇各地新设水碾吏一职，用以治理水碾磨这种水利公共设施。

听闻于此，董允轻扬嘴角，拱手说道：“此乃臣本职也，臣受陛下所命，编《凉陇民政》，以供朝廷、各地官吏使用。又得陛下之策，臣不敢贪功，陛下乃首功也！”

刘禅哈哈大笑，也不反驳，毕竟难得董允夸耀。

当初撰写《益州民政》，刘禅借着推广新农具命人撰写，后面推广于各郡县，饱受官吏追捧。毕竟农业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交流隔阂。

比如官吏一旦到了新的地方，需要继续适应本地的生活及工作内容。但拥有了《益州民政》可以帮助他迅速地融入当地。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对于中央官员来说，《益州民政》无疑是非常好了解地方的内容。

到了陇右、凉州后，许多蜀地的官吏无不怀念当初的《益州民政》，最终在马良、吕乂二人上疏下，刘禅命董允牵头撰写《凉陇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