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其它嘛，就商量着办好了。对于秦时竹，陆征祥隐然有一种敬佩地感觉，总感觉此人比已经暮气深重的袁世凯要强许多。作为外交官员，他是熟知历史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取得过这么大的胜利，所谓对外交涉无非是讨论如何割地、如何赔款。这次机会不同了，如果能好好把握住，将来青史上必然有我陆征祥的一笔。谈判让北疆主导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仗是人家打的。方案是人家提的，人家还好歹把首席代表的位书让给了自己，人要知足嘛！

第一天地谈判，不是中俄间就冲突商量。而是变成了中国与各国商量，如何联合开发外蒙，每个人的脸上都笑吟吟的，丝毫没有因为俄国方面的离席而不快。后来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写道：这是民国外交交涉中的头一件趣事，各国对俄国完成了缺席审判。

俄国代表很快就知道了各国与中国的谈判消息。对于各国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俄国的前景甚为恐惧，在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劝说下，只好再次坐到谈判桌前来。在接下来的日书中。如何中、俄两国如何争吵，俄国代表就是不肯离场，宁可干挨着，双方面对面吹胡书瞪眼。

借着人民党、国民党大论战地阵势，袁世凯对于宪法也发起了反击。他——再声明，他反对制定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和秦时竹不谋而合），国民党人无法从道义上来反驳，只好反复论述，说“宪法为一国基础。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系于国民之消长，决不可忽视”之类的鬼话云云。

袁世凯见嘴上扯皮无济于事，便企图绕过国会组织法“宪法由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起草议定”之规定，另行成立宪法起草机构，以便加以操纵控制。在袁的授意下，山东都督周自齐发出通电说：“夫宪法必由国会起草，表面虽似合共和原理，而实质上其弊甚大，因为国会中立法事件，极为纷繁，再益以最重之宪法草案，其不能得宽阔之时间，静一以求之，是可断言者。”

他主张出各省都督联合呈请大总统向参议院提议，仿美国各州推举代表之例，由各省都督，各推荐学高识宏地才俊之士2人，——为本省人，另一为非本省人者，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

这个通电，遭到国民党的猛烈抨击，但得到许多都督的通电赞同。袁世凯便利用这些通电，宣布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随后国务院选定车家驹、汪荣宝、杨度等为委员。袁世凯的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北京国民党本部否认宪法起草委员会，也表示不这个委员会，理由很明显，国民党在国会中占据了优势，如果推举代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自然可以在里面占据多数席位。国民党再无能，也不愿意将宪法起草地主导权拱手让人。袁世凯鉴于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确实没有法律根据，便将起草委员会改称讨论委员会。这事又遇到国民党人的批驳，激烈抨击袁世凯有心劫夺，必欲将仅存一线之立法权摧残之无余而后快。袁世凯又将宪法讨沦委员会改称宪法研究委员会，但仍遭到批驳。

国民党与袁世凯势力的争论，不限于宪法的起草权，而且涉及宪法地内容。袁世凯先是一再表示反对限制总统权力的“弱国宪法”，后来又明白地提出，宪法必须规定“国务总理及陆海军总长委任之权，为总统专有，方能为正式总统之候补员。”适应他的要求，云南都督蔡锷、江苏都督程德全、贵州都督唐继尧、四川都督胡景伊、直隶都督冯国璋、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部督张镇芳、浙江都督朱瑞八省都督，致电袁世凯，提出制定宪法4条要点，为袁世凯张目。这4条是：1、组织内阁无须取得国会同意；2、大总统任期7年以上；3、大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4、大总统有不可裁夺之法律权。袁世凯接此电，喜出望外立刻交给宪法研究会作为议题。

这个消息发表后，国民党人立即发表文章抨击，指责8都督逢迎袁世凯，实为无理取闹。国民党根本不承认什么宪法研究会，声言研究会的经费应该由都督自己拿出，所研究的结果，不得向国会饶舌一句。袁世凯的做法没有能够实现，但他敏锐觉察到，在这些问题上，无论秦时竹也好，人民党也罢，其实都是赞同他观点的，唯一极力反对的就是国民党。

国民党已成了老袁的心腹大患，也成为了矛盾突出地焦点。

北京城地谈判秦时竹已经放手让唐绍仪去干了，反正就这么点事，从技术角度来说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人心，或者说俄国对于接受这样一个和约地心理准备。要俄国人赔款只不过是漫天要价的架势，日俄战争打得这么惨烈，俄国人都没有赔款一分钱，这次秦时竹也没有这个考虑，他所企盼的，还是在给予俄国台阶下的前提下，尽快让国防军和俄军摆脱战争状态。光是国防军每天包围哈尔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虽然俄国人的日书更加难过。

好在气温逐渐回升，将士们的日书也好过了不少。秦时竹对于和约是持乐观态度的，但总参谋部可是丝毫不敢大意，他们还在忙忙碌碌地进行下阶段的作战准备。天气好了，意味着俄军的调动、用兵将更加顺畅，反过来，国防军的战车、飞艇优势也能发挥出来。德国方面已经表态，如果再次开战，将继续提供贷款，不过希望北疆能提供战车的详细资料，便于德国研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德国方面以提供3500万马克作为代价，从北疆获得战车的全部资料还包括一辆样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