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
同许多国家一样，吉卜赛人在匈牙利不被承认是一个民族。当局声称吉卜赛人缺少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化和信仰，因此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只是一个种族集团。吉卜赛人对此十分不满，公开地大声疾呼，要求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罗姆人国际委员会皮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的邀请派遣一个代表团访问了匈牙利以后，1974年8月匈牙利成立了一个顾问委员会，对匈牙利吉卜赛人表示关心。
目前40%的吉卜赛人仍住在简陋、破烂的木棚屋内，这种情况同捷克及其他国家十分相似。由这种棚屋组成的吉卜赛人村落尽管离匈牙利城镇和乡村都很近，但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它们的50%没有自来水，2／3没有电灯，远远不能和非吉卜赛人的村庄相比。1975年出生率高达13%。这就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本身就存在“吉卜赛人问题”。布达佩斯有6.5万名吉卜赛人，其中许多人住在郊区破旧的住宅区，那里和巴黎的贫民窟也相差无几。政府为半致以上的吉卜赛人安排了比较象样的居住条件，但仍有2000多个吉卜赛家庭没有自来水，1000多个家庭没有电灯。现已采取一项紧急措施，禁止吉卜赛人继续流入首都，并希望早日拆除那里的小木屋。吉卜赛人所在的郊区区委会接到上级指示，要为那里的吉卜赛人提供住房。这些措施在匈牙利招致其他民族的嫉妒和不满。
在诺格拉德州的许多村庄里，吉卜赛人占当地人口的12%。那里也做了大量工作帮助吉卜赛人。自1965年以来为吉卜赛家庭分配的新居有500多处，筹建中的数字更令人羡慕。约有70%的吉卜赛男人和30%的女人有了正当的工作。
在诺格拉德美而居民的1／3是吉卜赛人。他们开办了一个合作铸造厂，容纳240名工人，该厂三个厂长是州委会委员。在巴拉尼亚南部矿区的情况更好一些，那里有1.5万名吉卜赛人，他们的大多数都有长期的工作，其中40多人参加了区委会的工作。
吉卜赛音乐一度作为颓废派的象征而遭到禁止，但现在仅布达佩斯的餐厅和旅馆就有90多个管弦乐队的近万名乐师在演奏。他们有自己的专业机构和协会进行组织和管理。从事音乐的人处境较一般人要好，收入也多。
1964年时，匈牙利吉卜赛人的文盲据官方统计为30%。现在官方宣布所有的吉卜赛儿童均已入学，但是，事实上许多儿童并没有到学校学习，教育方面的发展是缓慢的。1969年曾有一个村庄的学校负责人，拒绝接受吉卜赛儿童入学，其理由是所谓吉卜赛孩子太脏，会把疾病带给其他儿童。大部分吉卜赛儿童只读完低年级，越到高年级人数就越少。至于罗曼尼语，只有一两个学校实验性地用于课堂教学，在布达佩斯大学有个小组专门从事这种语言的研究。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如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政策较宽，承认他们的民族权利，允许他们使用本民族语言，兴办自己的学校和参加国家主办的文化协会。对于吉卜赛人，政府也给与一定的照顾，在罗马尼亚没有反对流浪生活的特别法令和条例，据官方统计，在罗马尼亚还有30%的吉卜赛人处于流动状态。由于禁止贩卖马匹和接受吉卜赛人上义务学校，使流动性减少了。特别是罗马尼亚政府为吉卜赛人提供与他们过去居住的木棚屋大不相同的较舒适的房子，使吉卜赛人逐渐定居下来。
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时中央在政策上缺乏具体措施，因而在吉卜赛问题上是有一些缺点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马尼亚曾成立一个吉卜赛人联盟，其目的是吉卜赛人进行自助，其中包括为每个吉卜赛人寻找适当的工作。但近年来这种组织已不准许存在了，因为政府认为既然吉卜赛人同其他公民一样已享有平等待遇和权利，这种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实际上吉卜赛人在罗马尼亚的许多城镇和农村生活条件还是很差的，失业率高于其他民族，有些人在街头擦皮鞋、当清洁工。在特兰西瓦县克卢日附近的梅拉有150户吉卜赛人住在突山坡上，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富有音乐天才，但仍不得不依靠当临时工、壮工、做花边、采草药、采蘑菇来维持生活。流浪的吉卜赛人则靠着他们的传统职业，如修锁配钥匙、编筐、做小炉匠或沿街卖艺来填饱肚子。
前南斯拉夫
前南斯拉夫是吉卜赛人最多的国家，由于政治、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决定吉卜赛人在这个国家相对环境最好。几个吉卜赛人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如贝尔格莱德及附近的尼什，斯科普里附近的苏托一奥里萨里，吉卜赛人聚集区发展得较快。在有3.5万名吉卜赛人居住的城镇苏托一奥里萨里，他们有自己的委员会。1963年地震中房屋被毁的家庭，已经用斯科普里市政府给予的贷款，重建了4500所房子。这个城镇的吉卜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比马其顿的某些村庄水平还高。吉卜赛人居民，包括男人和妇女在国营和地方的企业中工作，还有部分人是个体劳动者，他们做小商贩、搬运工或干杂活。市政建设方面也有所进展，120条街道全部改成柏油马路，道路两旁绿树成荫的新住宅区不断涌现。吉卜赛人组织了自己的文学小组、摄影小组、足球和拳击俱乐部以及歌舞团。1974年10月印度驻南斯拉夫大使P．M．梅农及其夫人访问了这个城镇，对他们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并有感触地说：“访问苏托一奥里萨里好象看了印度的一个部分，你们真是我们远方的兄弟。”
1971年在马其顿国民议会议员、罗姆人代表大会社会委员会主席阿卜迪．费克的提议下，马其顿的宪法作了修改，扩大了吉卜赛人的权利。
在前南斯拉夫尽管吉卜赛人只被列为种族集团，但承认他们的民族旗帜，并允许他们在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发展。很早以前吉卜赛人曾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茨冈”这个称呼。现在，在报刊和广播中茨冈一词己为罗姆所代替，这一改编的意义是深长的。在尼什和特托沃的电台定期用罗曼尼语广播，在贝尔格莱德还出版了罗曼尼语杂志，通过这些宣传工具扩大了对邻近国家吉卜赛人的影响，加速了整个欧洲吉卜赛人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步伐。
前南斯拉夫的吉卜赛人分成好几派，这说明吉卜赛人问题的复杂性，但自1969年以后，他们之间得到相互谅解。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吉卜赛穆斯林同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区的吉卜赛基督教徒过去存在着分歧，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之间的矛盾已逐步解决。吉卜赛村气朝匀蓬勃，在现代教育影响下，逐渐克服妨碍社会进步的旧风俗，迅速团结起来。
前南斯拉夫在解决吉卜赛人问题上是做得比较好的，但也不是说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有些地方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前南斯拉夫六个自治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内，对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等少数民族均给予适当照顾，让他们享有平等地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的权利，而吉卜赛人的罗曼尼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校里，罗曼尼语没有列入必修课，尽管马其顿共和国出版了一本罗曼尼语语法，但吉卜赛学生不能在课堂上学习它。吉卜赛儿童的旷课和退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部分儿童甚至连小学也不能读完。在塞尔维亚60个吉卜赛孩子中最多只有一个上中学，目前吉卜赛大学生仅50一60人。从事医生、法律、工程师等脑力劳动的吉卜赛人只有200多人，当然这和20年前相比已增加了一倍。在工业部门和城市其他部口工作的吉卜赛人占这个民族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吉卜赛农民约占20%，他们的大部分有自己的土地。第三位的才是手艺人和商贩，这部分人中由定居的和流浪的吉卜赛人组成。从上述情况看，前南斯拉夫吉卜赛人中，过着传统流浪生活的人的比例随着生活的安定和提高己逐渐缩小。
尽管在前南斯拉夫联邦协会里没有吉卜赛人的代表，但他们参加地方上政治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早在1948年他们在斯科普里市委员会就有了自己的委员。现在凡是较大的公社，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文化组织，在德鲁斯特瓦的吉卜赛人还派出代表参加定期召开的国民议会。
民族意识加强
80年代，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吉卜赛人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好的：在前南斯拉夫，这个拥有75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得到政府的各项资助；罗马尼亚没有制定限制流浪的法律，吉卜赛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式；匈牙利开始执行一项特别援助计划，满足吉卜赛人的住房、教育和其他社会需要；瑞典为挤在斯德哥尔摩附近贫民窟里的吉卜赛人提供住房和受教育的机会；荷兰为约20万吉卜赛人提供停放大篷车的场所；英国仿效荷兰的做法，只是规模小了一些。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吉卜赛人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没有合法的民族权利，被强制同化，甚至不被承认是一个民族。定居的吉卜赛人大部分住在木棚屋里，卫生条件级差，随时有被驱逐的危险；流浪的吉卜赛人到处遇到禁止流浪的法律和禁止大篷车停留的告示，他们找不到工作，为了填饱肚子而到处奔波。
因此，从60年代起，一些国家相计继成立了吉卜赛人组织，它在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以及北欧各国已经存在了20多年。在东欧成立了罗姆人社会和文化协会，它通过维护音乐和语言上的传统来保持民族感情。这种运动作为新兴事物并不经常得到所在国政府的赞许，但是，对于强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文化传统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是推动这个比较保守的民族取得进步的必要手段。
1965年，罗姆人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法国、英国、南斯拉夫、芬兰、希腊、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国的协会都是这个国际委员会的成员。1971年4月第一届罗姆人代表大会于伦敦召开，会议强调要“缔造一个符合我们生活方式和信仰的未来”，同时把民族意识的觉醒列为大会的中心问题，并成为解决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的背景。此后，欧洲各国的吉卜赛人组织一直由总部设在巴黎的秘书处来联系，该秘书处的名称是罗姆人国际委员会。代表大会委托该机构为吉卜赛人掌握自己命运而采取措施。
吉卜赛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任务仍然很艰巨，面临着重重困难。罗姆人代表大会曾专门成立了一个审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罪行委员会，并责成该组织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但竟然遭到联邦法院的拒绝。联邦最高法院还驳回初级法院对一个吉卜赛妇女赔偿损失的判决，该把女在战争期间曾被德国纳粹流放到在波兰的集中营。正如欧洲委员会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极大痛苦的许多其他集团相反，作为纳粹牺牲品而虎口余生的吉卜赛人，其所受暴行只得到官方微不足道的补偿，这是一个令人悲痛和丢脸的事。”
国际罗姆人代表大会主张，应该象早先付给犹太人和有关政府的赔款那样，也给吉卜赛人一笔赔偿费。这笔款可存放在联合国设立的一个合适的机构中或存放在某国银行，如印度，用于吉卜赛儿童的福利事业。
吉卜赛人在争取民族权利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维护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经历了无数的变迁之后，吉卜赛文化已经变成一种再生的、混合的和被同化了的文化，而且仅仅依靠歌谣和传说等口头文学方式流传下来。至于吉卜赛语言，由于吉卜赛人四外流浪，必然受到所在国语言的影响，因而现在吉卜赛语言已成为一种不统一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无数土语夹杂着所在国官方语言的混合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曾创办了25所罗曼尼语小学。今天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东欧国家这样的学校己属罕见。各国政府没有为没发展罗曼尼语作出努力，这种语言有消失的危险。罗曼尼语学校的取消使吉卜赛儿童不能象其他民族的儿童那样，在成长的重要时期对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历史有所认识。而且造成了他们学习上的困难，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研究，在学校里吉卜赛儿童必须通过另外一种语言上课，这就增加了他们学习上的困难，等于耽误了三年时间。在原捷克斯洛伐克每六名吉卜赛儿童中只有一名完成高年级的学业，上中学的连1%都不到。在原南斯拉夫略好一些，上中学的比例也只达到2%。何况有些国家内吉卜赛儿童根本不能去或不愿去学校读书。历史遗留下的问题和长期的影响财吉卜赛人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吉卜赛人文化上的低下地位很难改变，因此要改变这个民族的落后状态就更加困难。
近年来，吉卜赛人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日益认识到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各国涌现出一些吉卜赛故事家和诗人，但他们也不能扭转语言消失的倾向，许多土语已经显得异常贫乏，有些隐语已经消失；而年青人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他们对所在国的官方语言的兴趣已日趋浓厚。
1980年6月芬兰的“罗姆文化中心”组织在基乌维维西召开了吉卜赛人代表大会。近200名来自芬兰及北欧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在广泛讨论罗姆人的传统文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通过了《罗姆政治文化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要求有罗拇人居住的各国政府采取具体措施；以便使罗姆人的语言和文化能够保留下来。为此目的，会议决定在芬兰建立一个罗姆民族研究所。
“罗姆文化中心”主席宇尔耶．戴赫德莱认为，语言是罗姆文化发展的先决条件。从争取保持这个少数民族丰富的文化观点来看，讲授和发展罗姆人的语言是“文化中心”的最重要的任务。罗姆语言教师宇．科依维斯托指出：“就象没有船长便没有轮船一样，没有罗姆人的语言便没有罗姆人。”
《纲领草案》要求编写一部罗姆语词典，并对语法和教学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要求由大会转告各吉卜赛人所在国政府，渴望他们把给予更多的帮助。会议还呼吁各国政府及各界人士倾听一下少数民族的声音，应该让现在依靠人工呼吸生存的罗姆文化复兴起来。其他民族对吉卜赛文化的认识不但微乎其微，而且经常是错误的。吉卜赛人非常担心自己的文化传统将因被其他民族同化而消失。
要解决吉卜赛人问题，首先应该承认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继而尊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要求，最后人们必须排除对他们歧视和侮辱性的偏见。另一个国际吉人组织——欧洲罗姆人联盟，1978年在日内瓦召集了会议，目的在于将全世界吉卜赛人组织起来。1981年得到联合国的承认。该联盟主席就是为本书题词的J．奇布拉先生。J．奇布拉先生在日内瓦行医，1988年12月5日在他诊所对我说了下面一番话：“我们是起源于印度的一个民族，至今保留了一些同印度相类似的社会制度，在我们内部有明显的社会层次，仍然存在音乐、养马、铁匠等种姓，我们也愿意保留从印度带来的语言、文化和其他传统，为此1984年在印度召开了一次国际罗姆人代表大会，得到当地政府的，甘地夫人出席了会议。几天以后我们将在柏林召开会议，呼吁解决1979年在贝尔根会议上就已提出过的战争赔款问题。现在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罗姆人得到赔款外，其他国家罗姆人并没有得到赔款。我们希望用这笔款项建立一个国际罗姆人基金会和建立一个罗曼尼语大学，以保持罗姆人语言和文化传统，让罗姆人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并为罗姆人建立一个博物馆。”
文化上的价值观念
吉卜赛人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并且在文化上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尽管大部分吉卜赛人生活在发达的国家里，并且与许多己介入现代化社会的先迸民族有著频繁的交往，但是几乎所有的吉卜赛人在不同程度上仍然忠于自己传统的文化模式，吉卜赛人在文化上的价值观念并不比非吉卜赛人社会的价值观念弱，相反对于吉卜赛人来说更为重要．，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并自我陶醉。这种文化上的价值观念维护着吉卜赛人共同体的团结，它产生强大的内聚力，并且世世代代沿袭下去。
在许多世纪以前，也就是说自从11世纪突厥人入侵北印度开始，流落到世界各地的吉卜赛人一直都维持着他们的传统文化，这种特殊的吉卜赛精神，使每个部落、每个氏族、每个家族甚至每个吉卜赛人都时刻牢记自己是吉卜赛人共同体的一员。尽管吉卜赛人浪迹天涯，同时各个国家的吉卜赛人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习俗、服饰甚至交通工具栖身之所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要在非吉卜赛人的社会中继续做吉卜赛人。他们既反对同化，又反对融合，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时时刻刻表现出自己的特性。吉卜赛人这种文化上的价值观念得以世代相传，除去主观上的强烈的自我表现之外，吉卜赛人和非吉卜赛人之间的文化上的巨大的沟壑也是造成他们文化上与世隔绝的重要原因。
自从吉卜赛人进入欧洲以来，当地人对他们就一直没有留下好的印象，往往把他们和流浪汉、小偷、乞丐、江湖艺人等同看待，不愿同他们接触，更不愿与他们为邻，深怕带来某种不幸，17世纪佛三德著名画家铁尼尔斯画了一幅“名面”，一位漂亮的吉卜赛姑娘正在给当地一位绅士看手相，旁边的一个儿童悄悄地己经把手伸进那位绅士的口袋。17—18世记的壁毯上就绣了这幅图案。作者在告诫人们警惕吉卜赛人。这种错误的看法在欧洲几百年来并没有得到纠正，而且时至今天也没改变被歪曲了的吉卜赛人的形象，1983年我初仿意大利时，我曾到佛罗伦萨市郊的一座教堂作客，当主人短暂离开时，这时有人敲教堂的后口，于是我把门打开，来客是一位吉卜赛老人，他要见教堂的神父，当着我的面他们进行了一番有趣的谈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要求救济。”
“你们可不错，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干，光等着别人施
舍自己坐享其成。”
“你们教会不是宣传富人和穷人平等吗？你们不是主
张要救济穷人吗？为什么我来了你却拒之门外外呢？”
于是神父只好给他一张一千里拉的钞票。吉卜赛老人走了以后，神父对我说：“不要和这种人打交道，他们总是不劳而食。”我却回答说：“这是意外收获，因为我是研究吉卜赛人的。”这种出乎意料的回答，使可伶的神父莫名惊诧。的确这位天主教神父的怀疑的眼神我并非是第一次见到，在意大利研究和同情吉卜赛人被看成是不可思议的事。在我和意大利学术界人士的多次接触中，经常遇到这类问题，甚至在民间交往中也不断听到“你为什么要研究吉卜赛人？”的声音，我同情吉卜赛人，各民族应该和睦相处，吉卜赛文化是世界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有其特殊性等等的说法，并不能使我的听众感到满意，只是友谊和时间不再使我们争论下去。
欧洲人当然也包含美洲和亚洲人对于吉卜赛人的歧视，使吉卜赛文化和非吉卜赛人文化之间的鸿沟变得无法弥合。1499年1月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颁布“梅第纳土地实用规则”，其中规定禁止吉卜赛人在西班牙国土内漂泊流浪，违反这一法令者要处以鞭笞、割耳朵乃至驱逐出境的惩罚。这是禁止吉卜赛人保持传统文化的最初的歧视性法令，至西班牙查理三世在1783年10月签署的“制止和惩办吉卜赛人的漂泊流浪和其他不法行为的法令”，在不到300年的时间内，仅西班牙国土内就制定了100多项对付吉卜赛人的法令，在其他国家，限制和禁止吉卜赛人流浪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也层出不穷，这些法律措施并不仅仅是为了惩罚吉卜赛人的刑事犯罪，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限制吉卜赛人保持流浪的传统。吉卜赛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他们最根本的观念是使自己区别于非吉卜赛人社会及文化，并且认为漂泊流浪，不入乡随俗是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最好方法。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所在国当局对于他们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别恼火，认为他们不听指挥、不服管理，在城市、乡村随便出入，并对他们的语言、服饰、看手相、卖艺及其他传统习俗均格格不入，因而在具休的诉诸法律的审理当中往往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做出不利于吉卜赛人的判决。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也都是含糊其词的和不能自圆其说的。
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无论政府还是学术界对于除主体民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并不承认，只冠以“文化共同体”或“少数语言集团”的称谓，对于吉卜赛人做为一个民族自然更不承认了。在比利时吉卜赛人被视为“国籍未定”者，无形之中吉卜赛人的就业、福利、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权利均被剥夺。在德国，由于吉卜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找中遭受修无人道的迫害，数以万计的人死于元辜，也有部分人侥幸在集中营里活了下来。因而近年来政府决定对吉卜赛人给予赔偿，但受过迫害的人每人只拿到5000马克的赔偿金，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两个半月的平均工资。法国部分贫穷的吉卜赛人可以领取救济金，但有关当局及法律规定，吉卜赛人及其他流功居民的子女必须在正规学校就读，家庭领取救济金的多寡与子女入学与否联系在一起考虑，因而如果吉卜赛人继续流浪或子女不在固定学校就读将失去救济金。
近代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帮助吉卜赛人定居，各国政府想为吉卜赛人提供方便，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吉卜赛儿童的入学率。如匈牙利不到60万的吉卜赛人中40%的人仍分于十分贫穷落后的状况，他们住在乡村的小木屋中，缺乏自来水和照明设备，在城市里部分吉卜赛人生活水平低下，有的五六口人家庭也住在一间简陋的小木屋中，匈牙利政府对于这些贫穷的吉卜塞人提供了部分住房，为他们安排工作，希望把他们纳入国家发展的正常渠道，但弥合吉卜赛人文化同匈牙利人文化之间鸿沟的这种努力并不一定普遍得到吉卜赛人的赞扬，住进房租低廉的新居和迸入工厂的部分吉卜赛人感到他们将会失去传统的社会结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吉卜赛人的社会组织克里斯或者说家庭再也无法对其成员进行管理或履行其社合职能，从而使克里斯失去作用，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念都会改变，被同化的威胁使他们探深感到不安。因此有些人宁愿生活在自己人当中而不愿搬进新居。
吉卜赛人由于世世代代过着浪迹天涯的生活，他们形成并保留了许多与众不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除去文化上的价值观念以外，还有一种对于他们来说至共重要的“不洁”观。凡是生活在吉卜赛人共同体中的成员，都必须遵守族内的一切清规戒律，如果有人违犯了这一点，经过长老裁决后，即被判力“麦里姆（Mer——ime）”。这意味着他玷污了族内戒律，而成为“不洁”的人。这种人受到全族人的回避和冷落，轻者要受到罚款的处分，重者将被逐出族外。
为了避免有人成为不洁的人，从小进行洁身自爰的教育，并使用戴护贞布等原始手段来保护童贞，至结婚典礼时还要验贞。婚后如有通奸现象，也要被判为不洁的人，丈夫，甚至丈夫的兄弟都有权惩罚失去贞操的妇女。历史上曾流行过极为残酷的惩罚办法，如割鼻子，削耳朵，甚至砍断手脚。有的部落对失贞的已婚妇女要进行公开的审判，由长老主持，对犯有通奸的人进行严历处罚，当着全部落人的面，把犯人绑在树上，大家轮流用皮鞭无情地鞭笞，还要被捆绑一日一夜，然后驱逐出部落。由于被打的人留下了无法治愈的伤痕，任何部落也不会收留她。
为了维妒吉卜赛人共同体的纯洁，不允许他们的成员同异族结婚。对于妇女尤为严格，希望她们进量不同外界接触，避免发生与异族男人通婚的现象。实际上吉卜赛人很少同异族通婚，对违犯这一戒律的人要被称为“麦里姆”并被逐出族外，如果非吉卜寨血统的人愿意成为吉卜赛人的话，经长老同意和履行仪式后也可和吉卜赛人结婚。这种情况一般是吉卜赛把妇女常和异族男性的结合，这位倾心于吉卜赛女郎的男人必须宣誓效忠吉卜赛人共同体，爱护他的妻子以及婚后按吉卜赛人风俗习惯生活。这些原则决不允许背叛，否则要遭到全体吉卜赛人的报复。
吉卜赛把女一旦怀了孕就要回避一切人，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开始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英国这段时间为一个月左右，在德国要更长些，孕妇将独自生活六个星期。隔离期间，孕妇必须戴上手套才能迸行烹调，否则道就是不洁，违反了戒律。过了这段时间以后，孕妇先要到教堂去举行仪式或请长者出席宴会，然后孕妇才可能回到家庭或集体中去。到孕妇临产时，要在远离宿营的地方为她搭一个帐篷，然后把她送到那里，因为吉卜寨人妇女不准在家里或自己的大篷车里生孩子。生产期间除丈夫和产婆外，其他人都不得接触产妇。这种习俗除认为产妇不洁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意义。吉卜赛人是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民族，从千百年的流浪生活实践中，他们养成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的医疗条件很差，如果让产妇和婴儿接触宿营地每个人的话，难免有染上疾病的危险，因此用这种古老的传统保护产妇和儿童是十分必要的。生产后的两周内，产妇被认为是不洁的，她使用过的衣服、被褥、生活用品、餐具等都要销毁或扔掉，吉卜赛人认为这些东西一经产妇之手己变成不洁之物。
吉卜赛人不仅认为孕妇、产妇是不洁的，而且月经期间的妇女也是不洁的。因而也有许多忌讳。在德国，吉卜塞妇女月经期间不能为男人做饭，不准接触餐具，特别是不许将自己的内衣放在男人附近的地方。在波兰尤甚于德因，吉卜塞妇女的裙子如果碰到男人的帽子，这顶帽子就变成了不洁之物，必须扔掉。女人洗内衣时要与男人的衣服分开，内衣裤在晾晒时甚至要找个不易为人发现的地方。此外，如果无意之中妇女从餐具上跨过去，那么这些餐具也变成了不洁之物，不能再用了。
不过，吉卜赛人的“不洁”观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是保持清洁，这与所谓吉卜塞人脏里脏气，原始野蛮的说法刚好相反，他们异常重视个人卫生和纯洁的性行力，甚至有些地区，如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参加婚礼的吉卜赛人都必须先洗个澡，不能把“不洁”带到新婚夫妇家。这种习俗同他们过去的流浪生活有很大观系。在他们到处宿营的日子里和群居的生活中，遵守日常生活的纪律和保持清洁卫生是十分必要的，这观系到全体成员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危，因此吉卜塞人的“不洁”观也成为他们信仰的基础和行动的指南。
吉卜塞儿童上公共学校就因为习俗不同而闹一些笑话或冲突。在学校用午餐，几个孩子一起上厕所，男女孩在游戏中手拉手和上生理卫生课都使吉卜塞儿童不知所措，因为这一切都违反他们的“麦里姆”。这也是吉卜塞人不愿让子女上小学的原因之一。吉卜塞人大多数是文盲，由于传统的流浪生活，他们不重视读书、写字，加上上述原因，要说服吉卜塞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到公共小学读书是一件颇费口舌的事。
五、内部社会结构
绪言
欧洲曾经流传过这徉的一个故事，一辆马拉的吉卜赛人大篷车在流浪途中陷入泥沼，他们从车上下来，边推边向圣母祈祷：“仁慈的圣母请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车能从泥中推出来，我们一定向您供奉一支和我们身体一样大的蜡烛。”当马车开始移功时，那支许了愿的蜡烛就缩小到脚那么大，马车往前移功一步，再许愿蜡烛就变成脚指头那么大了。马车赶出泥沼，蜡烛的许愿就成为泡影了。他们会对圣母玛丽亚虔诚地敬今札，并且说：“仁慈的圣母，您对我们这些穷人是一定不会苛求的，我们对您保持敬意比奉献给您蜡烛更好。”
这个故事要说明吉卜赛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信徒，而且他们也没有固定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他们通常采用所在国的宗教仪式，在历史上他们曾皈依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这种信仰往往同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分不开，因而不能不说包含了权宜之计的成份在内。
在他们刚离开印度的时候，吉卜赛语言中只有一个泛指的词——神，他们并没有坚定而专一的宗教信仰，比较容易接受足迹所到的国家的宗教。在拜占庭时代，他们成为基督徒。在14世纪开始的时候，在希腊各岛他们参加了东正教礼仪。
在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人战争期同，吉卜赛人和当地居民一样，饱尝了战争和统治交替变更之苦。有据可查，1442年在意大利波罗涅和1427年在巴黎“吉卜赛怅悔者”倾诉了战争给他们所带来的悲惨处境，特别是统治者的不同宗教信仰，使他们无所适从。
在土耳其人统治的国家里，许多吉卜赛人仍保持了基督教的信仰，其他人则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前者的处境比后者要困难得多。当时每个公民必须缴纳税款，然而根据宗教信仰不同，纳税数量也不同。如17世纪在南阿尔巴尼亚，士耳其帝目规定吉卜赛穆斯林交18O阿斯普利，而基督徒要交纳250阿斯普利。
朝圣
吉卜赛人在从罗马教廷统治下游离出来的国家里开始处境比较好，在希腊他们不但同希腊教徒有来往，而且同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朝圣者有联系。从他们进入欧洲开始，就在谈论上帝和成为朝圣者。在中世纪的时候，朝圣者是受人尊敬的，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神职人员都对朝圣者给予帮助。
1422年在罗马的朝圣更有利于他们的流浪生涯。他们旅行到意大利后，教皇给他们签发的信件派了很大用场。此后7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朝圣为他们的流浪生涯铺平了道路，保证他们成为各城镇教会、教徒和其他居民的受欢迎的客人。以教皇、教会、国王的名仪签署的通行许可证，允许吉卜赛人到各地去朝圣，而且并不限定朝圣的目的地。有的时候也提到某些圣地，如罗马的圣彼得墓、至保罗墓或贡波斯泰拉的圣贾科摩墓等，但并不是非去这里不可。而且任何道路都可以通向这里，因此，实际上允许吉卜赛人以自己的方式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朝圣，这就为他们的流浪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世界范围的朝圣是由教皇首先提出来的，流浪到欧洲的吉卜赛人立即响应了这一号召，为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找到最好的庇护。1427年在法国巴黎和亚眠、1429年在杜埃、1429—1430年在荷兰的乌特勒支、鹿特丹和比利时中部、1436年在法国讷韦尔、1447年在奥利、1462年在西班牙安达鲁西亚的贾恩、1470年在安达鲁西亚的安都哈尔他们都畅行无阻。在荷兰从1496—1518年教皇为他们签署了三次通行征。一位“小埃及的勋爵”1505年到达苏格兰的时候．，被苏格兰国王当作教皇推荐的贵宾接待。有的时候，朝圣者还要求所到国家的特殊照顾，如1435年一位“埃及伯爵”付不起哈卡海关的通行税，便以去西班牙朝圣为由申请免税。
一个多世纪以后，在意大利著名朝圣结束时，一位教皇的代表接受了一位“小埃及伯爵”的请求，发给他一张通行证，可以安全抵达和朝拜世界各地圣地。153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储、坎布莱西斯的主教和公爵罗伯特-德-克罗伊同样同意一位“小埃及伯爵”的请求，为他的朝圣提供方便。
但是在以后由于地方当局的怀疑，教皇的信件逐渐失去作用。米兰大公弗朗西斯科在1539年责备吉卜赛人“在伪装的宗教信仰和短暂的祈祷忏悔的外衣下，浪迹天涯海角”。1553年，即他的继承人执政5年之后，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对待吉卜赛人以朝圣的名义流浪异乡。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宗教改革和伴之而来的宗教战争才结束了教皇为他们到各地朝圣所签发的信件的作用。
朝圣经常是虚构的，这是四处迁徙的最好借口，并可以在宿营地获得停留和补给的权利。
实际上吉卜赛人中也有一些虔诚的教徒，他们确实有自己的信仰，在四处漂泊的生活中包含着朝的内容，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随心所欲地进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利用盛大节日期同人们聚集在一起的习俗，比较容易地找到维持生活的手段。
在有关的地方志上也曾记载了吉卜赛人朝圣的情况。在1508年一些过路的吉卜塞人为了去南泰斯，他们得到法国布列塔尼公爵夫人的恩准停留在圣.米盖尔山。1600年在马莱萨斯，而查尔勒斯故意捉弄他们，朝圣不应该那么舒适，让他们步行。
在法国圣．维拉茵存圣物的阿里塞教堂附近经常看到许多朝圣的吉卜赛人，特别是在18世纪初，他们受到骑在高头大马上的警察的不断盘问。一个吉卜赛妇女在1734年曾去那里祈求上帝治愈她的癫痫病。
在意大利莫德纳区，一个被逮捕的吉卜塞人声称，两天以前他的家庭曾到埃米利亚的雷焦市的吉亚拉圣母院去朝拜雷焦圣母像。
在西班牙吉卜塞人去格林纳达或到莱昂参加多明我会的庆祝活动，或去马德里朝拜城市女神——圣安娜。
在近代比较著名的朝圣是在法国南部加马利岛的拉梅尔的圣玛利（又叫拉梅尔圣母院）。这种巡礼原是欧洲基督徒朝拜至女玛利-贾科摩和玛利-萨罗美的宗教仪式。这种仪式起源于1448年，当时昂克家族发现了圣人遗物，并加以供奉。至16世纪时，这种仪式盛行于欧洲。吉卜赛人在这个时期大规模流浪到欧洲，他们以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身份去参加巡礼。当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遭到所在国当局的迫害，并为他们的流浪生活提供方便，同时朝圣也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同欧洲人一样，最早他们也是向圣玛利-贾科摩和圣玛利-萨罗美朝拜，但以后吉卜赛不再向基督教的这两个圣女朝拜，而是以天主教的方式向他们自己的圣女萨拉朝拜。黑圣女萨拉是圣玛利的使女，吉卜赛人特别崇敬黑圣女，视为自己的同胞和主宰，并敬奉力守护神。
祭祀黑圣女萨拉的起源在吉卜赛人中也是神秘莫测的。有史可查的，在17世纪一个吉卜赛女婴在洗礼中接受了萨拉的名字，那是在1632年，驻在法国讷韦尔的圣-维拉茵的雅克-豪贝尔上尉连队的埃及人（指吉卜赛人）查尔勒斯-德-拉-图尔和玛利-雷内德的女儿在受洗时得到这一荣誉。在此之前，萨拉的名字似乎没有出现过，尚未在这非地区被认识。19世纪以后，吉卜赛人开始到上述的加马利岛去举行巡礼。每年5月24—25日，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吉卜赛人，乘著马车或汽车赶到那里参加祭典。一位名叫弗莱德利克．米斯特拉尔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1855年他在圣．玛利所做的旅行：“教堂格外地充满了朝拜的人群，有阿尔勒的妇女，有病人，有吉卜赛人，一个挨着一个。特别是吉卜赛人，他们点燃了许多大蜡烛，但是只在萨拉的祭坛前，特别是他们的信仰，萨拉是属于吉卜赛民族的。”
近几十年来，欧洲吉卜赛人仍然遵循民族传统每年要到圣玛利举行巡礼。祭典的前一天晚上，人们来到拉梅尔圣母院，聚集在地下圣堂的萨拉圣像前参拜，把插在黑圣女塑像前的数百支白色蜡烛通通点燃；使漆黑而又香烟缭绕的圣堂被照得如同白昼。用鲜花、花边来装饰黑圣女萨拉的蓝白色衣服，并给她戴上项链。
参拜的人群自觉遵守纪律，尽管极度兴奋，但仍然静静地鱼贯而入。其中有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也有裹着头巾的老奶奶，有身着现代服装的黑发青年，也有紫裹花连衣裙的妙龄少女，当然带着孩子的母亲更不少见，人们都期待一睹黑圣女芳容，这将给他们带来好运。朝拜的人还把孩子高高举起，让他们热烈亲吻黑圣女的脸，致使萨拉偶像的彩绘颜料日益脱落。
第二天清晨，在18名骑马的卫士护送下，吉卜赛人将搁放圣像的小舟抬向岸边，放入水中后，举行海洋祝福仪式。以前，每个参加者都要走入水中，现在仅聚集在海边接受大海的祝福。在宗教仪式举行完毕后，还要进行诸如舞蹈、斗牛、唱歌等庆祝活动，以遣余兴。
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圣玛利巡礼，是离散了的家庭和朋友重新团聚的极好机会，因此吉卜赛人十分重视这个节日。同时，对于非吉卜赛人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因力它既是宗教膜拜，又是狂欢节，所以旅游者也纷纷按时赶到这里观看朝拜、祭祀和表演节目的各种精彩而又奇妙的场面。
近几十年来，除在加马利岛举行巡礼外，还在法国南部与西班牙交界处的鲁鲁尔举行类似活动。自1959年以来，每逢9月1日来自各地的属于罗姆、辛特（或马努斯）、卡列三大血缘集团的数千名吉卜赛人也到那里参加庆典。在意大利罗马市近郊波美次亚，每年9月也举行天主教巡礼。1956年教皇保罗六世亲自参加庆典，在吉卜赛人营地主持了弥撤，给吉卜赛人带来了无上的荣誉，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宗教礼仪
除去到固定的地点朝圣外，吉卜赛人还经常到各地教堂去做弥撒和参加宗教仪式，并且根据当地宗教信仰的不同情况来决定他们的取舍。在某些国家如特兰西瓦尼亚（今罗马尼亚），那里有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于是不同的部落和家族的吉卜塞人也有了不同的信仰。在捷兰多他选择了当地统治者大公的信仰，这种根据贵族的意愿所做的选择应该说是最明智的，它避免了件多麻烦。
吉卜赛人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一般是在最重要的场合，主要是给孩子施洗礼和老人的葬礼，有时候婚礼也在教堂里举行。
在法国有无数吉卜塞人在教堂举行洗礼的例证。1494年在梅斯的教堂里曾举行了一次十分隆重的洗礼。一个“埃及公爵（吉卜赛人）”的女儿出生于10月24日，这是圣．弗朗西斯科的吉日，于是她的洗名就叫弗朗西斯科。这位“公爵”还请了该城市三位出身显赫家族的男人和两位来自名门的妇女做教父和教母。宗教活动也具有社会意义，一般教父母的选挥不能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最好的人选是有地位出身门望族的人，他可以保护她的教子及其家庭，同时还可以慷慨解囊相助。1595年法国沙特尔的一个吉卜塞女婴得到了由法国司法大臣的女儿卡特琳娜-胡朗特做教母的荣誉。
如果一个家庭请到教堂的本堂神甫亲自主持洗礼活功，这对吉卜寨人来说不仅仅是荣誉，在未宋的流浪生活中将有实际效用。
吉卜赛人也在其他的天主教国家为自己的孩子施洗礼。如在西班牙的格林纳达的一个教区的登记簿中记载了1530年一个吉卜赛女婴菊雅娜洗礼的情况。
吉剥塞人在新教国家施洗礼的情况也很多，如在马尔萨斯的班克斯峡谷的路德派牧师为一个埃及人（吉卜塞人）的小孩施洗，教父母均是当地绅士家庭的成员。吉卜赛人为自己的孩子施洗礼，在英国自伊而莎白二世以后便风行起来。在瑞士从16世纪开始，在荷兰北部特别是弗里西亚和维鲁威则在17世纪出现此风。
17、18世纪的许多半者如托马斯、格莱尔曼等都肯定为了增加可能的利益，吉卜赛人多次为他们的孩子施洗礼，也就是说同一个孩子可以在不同地点的几个教堂里施洗礼，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教会十分担心这种情况出现，如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教会在1557年和1661年两次规定，如果没有确切的出生地证明的话，就拒绝为吉卜赛人施洗礼。
既然教会把吉卜塞人拒之门外，那么他们是否有自己的洗礼仪式呢？德国医生约翰．迪茨肯定1686年在匈牙利己经形成这种仪式：“他们有自己的仪式，成年人带著孩子到溪水中施洗礼，让孩子的头浸入水中三次。”
吉卜赛人在教堂里举行婚札是比较少的，他们习惯按照自己的民族传统举行婚札。但也不是说在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不希望得到教会的祝福。在许多教堂的记事薄里登记了吉卜赛人的名字，1651年在靠近法国卡昂的多乌莱斯的教堂为拉．盖斯纳依上尉连队的两个吉卜赛士兵和两个同族姑娘举行了结婚仪式，并在奎斯泰尔汉证人面前缔结婚约，他祝福他们永结百年之好。
1662年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附近的圣彼得教堂，吉卜塞士兵卡洛鲁斯-皮托罗麦与他的同胞马利-拉佐乌尔姑娘在神职人员面前发誓互敬互爰终生。
在英国吉卜塞人的婚礼受到牧师的祝福。在17世纪，在某个教堂为吉卜塞人举行的结婚仪式上有20对吉卜赛人组成的队伍为新婚夫妇祝福。
但是教会或教士并不都愿意对吉卜塞在举行结婚典礼的时候履行神圣的职责。意大利摩德纳的宗教裁判所受理婚姻事务诉讼，然而他们这些神职人员对吉卜赛人持有偏见：认为吉卜赛人不信仰基督教，结婚仅仅是机遇；因此拒绝在婚礼上为他们祝福，也不受理没有在教会举行过结婚仪式的离婚案件。一位已婚吉卜塞妇女向这个宗教裁判所提出离婚要求时，在宗教裁判所的法庭上，来自托莱的教堂神甫矢口否认曾为起诉人拉乌腊和她的丈夫冬尼诺在他的教堂里主持过结婚仪式。当事人拉乌腊，一个刚满20岁的吉卜塞妇女说她是在一年前结婚的，她丈夫在婚后时常离家出走，在家的时候又常打她，因此提出离婚。对于神甫的否认态度提供了如下的证词：“冬尼诺说他爰我，要和我结婚，于是他把我带进托莱的教堂，当着我叔叔、兄弟和其他来宾的面，发誓永远不抛弃我。托茉的教堂神甫出席了仪式，他手拿一本书（圣经），宣读了我们永不分离的誓词。托茉的许多妇女（吉卜赛人）都象我这佯做。”这件事既说明了教会并不太愿意为吉卜塞人进行结婚祝福，或者说即为吉卜塞人主持了结婚仪式，在宗教裁判所法庭这样严肃的场合也不愿意公开承认，同寸也证明了许多吉卜塞人在他们完成终身大事的时候也愿意得到教士的祝福，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使生活更有意义。
至于宗教葬札，教区的记录经常提到吉卜塞人的名字，弥撒是葬礼中必不可少的仪式，隆重而又严肃，是为了死去的吉卜塞人的灵魂安息。在教堂举行葬礼绝不能说吉卜塞人抱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在教堂为他们的孩子施洗礼或许可以批评他们目的不纯，某些人则是为了某种实际利益——葬礼的费用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昂贵的。
吉卜赛人家族的族长或某些成员甚至作为社会名流获得在教堂举行葬礼的荣誉。德国教堂里友现了15、16世纪小埃及伯爵（吉卜寨人）的墓碑，上面刻有碑文和家族纹章。在法国昂儒的布列萨克，1629年埃及上尉（吉卜赛人）查尔勒斯-载-拉-戈拉维葬于洗礼泉附近，300多人为他送葬，他的遗孀为他做了40次天主教弥撒，并且把上边刺绣着美丽图案的面料捐赠给教堂。在法国曼恩的查龙斯教堂里有热莱麦．罗伯特上尉的墓碑，这是根据教区负责人安则耐塞主教的命令并经过教区的同意于1626年修建的。同一年在法国阿尔比一位吉卜塞上尉被埋在贾可比尼修道院，天主教加尔默罗会的修士们参加了宗教仪式。1655年一个上尉家庭在械斗中被杀，经过调解，由凶犯付款在教堂里为死者做6次弥撒，以超度亡魂。
1661年圣梅内赫德教堂记事中，本堂神甫笔录了一次吉卜赛妇女的葬礼，他写到：“在接近圣餐圣事和临终涂油的时候，作为教悔者的可尊敬的神甫向我们保证，由于她接受了我们的信仰，所以他决定给予她受祝福的权利，拯救她的灵魂，并在一切事情上给予必要的关心。”
被惩罚的吉卜塞人在临终前，也可以向神父忏悔，让上帝拯救他的灵魂，饶恕他的罪过。1787年茉因哈尔特家族的吉卜赛人成员虽然在新教区已被收监定案，可是许多天主教教士仍然去看望他们，接受他们的忏侮，并一直陪伴他们走上刑场。
英国教区的记录中有无数吉卜赛人在教堂里举行葬礼的事例。最早可以追溯到1533年，一位吉卜塞人被埋在教堂里，他的亲属付了9先令的费用，而这笔开销在当时是昂贵的，因力埋在公墓里只需要若干便士。一些葬礼非常庄严肃穆，1740年，在一位吉卜赛酋长夫人的葬礼中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牧师为她进行祈祷。
除此之外，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吉卜赛人也有各自不同的宗教实践。在英国的一些地区，许多吉卜赛人是虔诚的教徒，他们按时参加一些日常的宗教活动。每逢星期天这些家庭的成员穿戴整洁的服饰来到教堂做弥撒，然而他们的出现似乎并不总是受到其他虔诚教徒的欢迎。他们指手划脚地说：“看！吉卜塞人！他们来了。”教堂执事和公众也很少愿意为这些“外人”安排适当的位置。
在特兰西瓦尼亚一位旅行者记录了吉卜赛人守斋的习俗。他们至少在封斋期（四旬斋）的最后几天和圣诞节、至母升天市的前夕禁食。
英国旅行者斯文布尼在18世纪末谈到西班牙吉卜人时说：“尽管他们极力适应天主教仪式，但总被看成是不信教者。”他接触过一些吉卜赛人，他们向他保证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也亲自看到吉卜塞妇女衣袖上缝着圣牌。
一位名叫尼古拉．文图拉的女作家，在她的《政治宝藏》一书中，当谈到希腊和达尔马提亚（今南斯拉夫境内）的吉卜塞人时写到：“在这些地方他们以基督徒的方式生活着，既不偷盗、也不欺骗，我注意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神职人员总是特别有礼貌和言听计从。”
教会对吉卜塞人的态度
尽管教会对教徒受祝福的权利给予保障，但无论天主教的俗间教士、入修会教士以及其他教派的神职人员，还是各派在俗教徒，对于吉卜赛人的宗教虔诚并不都感兴趣。
希腊人管吉卜赛人叫异教徒，而西欧的基督教徒自吉卜赛人出现在欧洲起，就称他们为撒拉逊人。在德国、阿尔萨斯（今属法国）和荷兰，人们给他们冠以“海吞”之名，意为异教徒或新的皈依者。
有关诅咒吉卜赛人的传说，始终在欧洲各国民间流传。人们他们说成是圣经里一些恶神如凯诺、库斯、卡姆等的后代。而上面提到的文图拉在证实吉卜塞人信仰天主教后她又写到：“他们受到一些诅咒，人们议论吉卜塞人的祖先由于拒绝逃到埃及而且怀着耶稣的圣母玛利亚投宿，所以他们的后代才落到如此下场。没有固定住址，浪迹天涯海角。”也有人说他们的先人曾服务于圣经故事中的暴君埃罗德王，并参与屠杀圣婴，因此他们的后代也不得安宁。
许多学者（包括神职人员和在俗教徒）说吉卜赛人没有任何信仰，或者全部皈依不同的宗教。18世纪末，根据德国语言学家格莱尔曼的说法：“没有一个吉卜赛人会服从于宗教的最小的教义，而在任何一个村庄要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不会遇到什么大的麻烦，就象一个人要换身衣服一样容易。”
西班牙的一些理论家更加偏激，他们以托莱多大学圣经教授桑秋-德-蒙卡达为代表，他在1619年写到：“有虔诚信仰的人们认为，他们（吉卜赛人）同异教徒一样，他们的许多人是非基督教徒、狂热的崇拜者和无神论者，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尽管表面上皈依当地的宗教，但他们是土耳其人或象士耳其人，他们是犹太人或象犹太人，有时候也让他们的孩子在教堂受洗礼，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入乡随俗罢了。而且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他们并不经常参加圣事，也不去做弥撒。”在他看来，吉卜赛人应该象犹太人那徉受到谴责。
瑞典新教教会16世纪时对吉卜塞人公开表现出敌意，斯德哥尔摩大主教劳伦迪乌斯．彼得竟这样教悔他的教士：“没有一个神甫必须力塔塔尔人（指吉卜赛人）服务，既不给他们的孩子施洗礼，也不为他们的葬礼做祈祷。”的确许多牧师遵循这个主教的教导，拒绝为吉卜赛人祝福。甚至当某位神甫在为吉卜塞婴儿施洗礼后，竟遭到劳伦迪乌斯．彼得的训斥。他说：“为吉卜塞人的孩子施洗礼；就等于拿着珍珠去喂猪。”由此可见教会对吉卜塞人的故意和歧视并不比一般人逊色。
与此相反，有一些人努力改变吉卜赛人不能循规守矩的一面。在17世纪中叶，一位出身普洛旺斯显赫家庭名叫卡斯帕尔德-戴-西米亚内的科斯泰的富人，曾试图在吉卜赛人中传教。在马塞有一所监狱，许多吉卜塞人被收容，而家庭关念十分强烈而又非常忠于自己丈夫的妇女带着孩子也到附近安家，形成了一个临时营地。卡斯帕尔德请桑泰．阿科斯蒂诺神甫每周为这些吉卜塞人妇女布道三次。又为她们租了一幢房子，让她们生活在一起。这个改变吉卜塞妇女信仰的举动，每月花费2000里拉。但这个共同体没能保持下去，酷爰自由和浪迹天涯的习俗时刻呼唤着她们，在创建者死去之后，共同休也就随之消亡了。
有些教会的负责人也有转化和改变吉卜赛信仰的企图，对于那些尚未皈依基督教的外乡人，他们做了许多宣传和动员，但并不一定取得满意的结果。1711年在德国的德累斯顿，一位新教牧师到狱中去看望7个被收监的妇女，向她们讲解基督教教义，但她们对于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对于生活的艰辛和苦难的遭遇深感痛心，对未来己失去信心，于是她们拒绝了牧师的要求，回答他上帝的教悔是太古老了，宁愿按照传统的方式生活。一位著名的西班牙传教士加泰拉尤达神甫在1756年对停留在特利亚纳地区的吉卜塞人也曾进行广泛的宣传，但结果是相同的，这些吉卜赛人没有对上帝表示敬意。
有些国家也曾经使用严厉的措施以使吉卜塞人皈依基督教。德国皇帝裘塞拜二世（1765——1790年在位）下令对吉卜塞人实行强制性教育。吉卜塞人必须送自己的子女到学校就读，同时他们也必须经常到学校去做弥撒和参加宗教节日庆典。一些国家相继效仿。十多年后，或许是愿意了解这种强制性措施所产生的效力，一位女慈善家向一些匈牙利吉卜赛妇女询问有关的宗教知识，尽管出于暴力强制使她们皈依了天主教，但对于教义却什么也不知道。她们虽然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与其说她们热爱上帝，不如说她们害怕上帝。她们说：“上帝会杀死我们。”
在强迫归化的同时，许多国家的教会也没有放弃做吉卜塞人的工作。1828年德国新教组织在腓特烈港的吉卜赛人聚集区开展工作，当没有取得成效，该组织试图对吉卜赛孩子进行宗教教育并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同样的事也发生在1850年，一些匈牙利神甫努力使吉卜塞人天主教化。索特马尔的主教为吉卜塞儿童创建了一所天主教宗教学校。这种使吉卜塞儿童脱离他们父母去接受教育的作法，对于家庭观念很强、注意保持自己民族传统和忠于自己家庭的吉卜塞人来说是并不合适的，往往造成心理上的反感并带来后遗症。1988年年底当我在瑞士考察时，了解到瑞士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本世纪20年代开始，一个由倾向纳粹思想的人发起的“陆地孩子运动”，强迫吉卜塞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分开去接受教育，以使这一代人实现定居化。这个运动使无数吉卜塞儿童和他们的双亲失散，直到现在1974年这一运抵才告结束。近年来瑞士的“吉卜塞儿童基金会”要求瑞士政府公开道歉，并通过周密调查找到那些失散的人，同时也应给予必要的赔偿。这一情况在瑞士有许多人知道，他们也感到出了这种事是很不应该的，对不起那些失散了的吉卜赛人。
吉卜赛人由于他们纯朴的感情和天真的信仰，在刚到欧洲的时候还是受到欢迎的。当他们在基督教世界逐渐扩散开来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信仰都难以使当地基督教徒所接受。形成偏见以后，他们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有时候宗教感情也可以接受他们，但只是暂时的。在圣诞节至主显节（1月6日）期间，这些神秘的东方人可以在庆祝场所找到他们的位置，排外情绪消失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之中。在意大利教堂里安置的耶稣诞生的模型里，总可以找到吉卜塞姑娘对圣母玛利亚的奉献——马槽边的干草垛。
关于这一典故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在意大利流传着许多有关吉卜塞姑娘偶然遇到圣母玛利亚的叙事待，特别是以民谣的形式出现。著名的诗篇《吉卜赛人》出现在16—17世纪。下面节录了一些有关圣母玛利亚怀着耶稣在裘寨拜陪同下逃到埃及时偶然遇到一位吉卜赛姑娘的对话：
吉卜赛姑娘：
神会拯救你，美丽的夫人
我相信你有什么不幸
你们在寻找住宿吧
但愿别失去机会
于是吉卜赛姑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休息的地点，在驴棚的干
草堆上过夜。然后她提议为疲惫不堪的过路人算命。他用30行诗
的结构叙述了圣母玛利亚的过去未来，并且对孩子的未来说出了
令人震惊的话，预卜他将接受洗礼，受到爱抚，还将遭到鞭答，最
后死在十字架上。她说：
这个惹人喜爱的孩子
你将看到他先你而去
死在牢固的十字架上
美丽的孩于，温柔的孩子
她功告玛利亚做罪人的母亲：
你将得到无限的荣誉
使我们这些罪人羡慕
最后她要求施舍：
我没有使你烦恼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美丽的夫人
给我点施舍吧
拯救我这可怜的吉卜赛姑娘
但是她要求的不是物质上的施舍，而是给予真正的悔过和永
恒的生活：
我做了真心的忏悔
得到了你的祝福
为了使我死去后的灵魂
进入天堂的大口
很明显，这些早期的民间传说是以教育民众为目的的。想让更多的吉卜赛人皈依基督教，用上帝的思想指导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的价值观念纳入西方社会的轨道。在另一个民谣里，吉卜赛人认式到圣母玛利亚比他们更能善知道过去未来：
夫人，对于人的命运
我们善于推测、卜算
但是我真心地告诉你
你比我们知道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