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在整个官府体系内属于最基层人员，地位甚低，甚或毫无地位，所以大家通常将他们大都忽略掉。但是由于蒙古人的无知，导致了地方政务其实是由最基层人员也就是胥吏所操纵，其严重程度远出以往学者的想像。

由于这些基层僚属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一方面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他们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

然而大明建朝后，重胥吏而轻官府的传统竟仍在继续，大明所任命的各地官员，大部分人终日袖手高坐，一应事务任凭胥吏处置。胥吏不把官员放在眼里的现象，在洪武初年是很普遍的。譬如常熟县胥吏沈尚，衡州开化县胥吏徐文亮，就把各自的上级，也就是当地的县官，揪倒在政厅里拳打脚踢。

为此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气得七窍冒烟，恨铁不成钢地大骂：“那些胥吏当然统统该死，可你们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难道都是饭桶？！”殴打县令还算情节比较轻的，苏州昆山县的皂隶朱升，已完全脱离本县县官的约束，纠结同伙，居然连钦差的旗军都敢当众殴打。

在教化不起作用之后，朱元璋终于采取了四编《大诰》这种惊世骇俗的雷霆手段，来对付这些骄横了近一个世纪的胥吏们。

号召当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来帮助朝廷治贪，比如：“今后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邻，旁入公门，将刑房该吏拿赴京来。”

“若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将礼房该吏拿来。”

“若赋役不均，差贫卖富，将户房该吏拿来。”

“若举保人材，扰害于民，将吏房该吏拿来。”

“若勾捕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邻里众证明白，助被害之家将兵房该吏拿来。”

“若造作科敛，若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将工房该吏拿来。”

这些都是《大诰》中所倡导的，说得很清楚，受贪官污吏欺压盘剥的百姓们，可以“旁入公门”，从小门冲进去，把与自己的冤屈相对应的六房的胥吏抓起来拿送京城。如果官员们试图阻止百姓们抓污吏，就会遭到族诛。这一手段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蒙元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治国的理念。

对于重建帝国的儒家传统这个伟大目标，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府与百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动百姓们惩治污吏，就是重点针对自己所任命的官府的。这一手段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元代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府的风气，重建儒家传统。与之同时开展的大规模的整肃贪官运动，即由朱元璋亲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胡惟庸案”、“郭桓贪污案”等等，都是为了重建朝廷官府的儒家传统。

儒家政治观里面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会低到极限。这一俸禄标准，与动群众惩治污吏，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严厉打击胥吏，也就等同于严厉打击了一切依附在这些胥吏身上的官场陋规。既然没有了陋规，经过朱元璋的仔细核算，官员们的工资虽低，但过上中等人家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朱元璋极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则是恢复百姓们日常生活中的儒家传统。

那就是知丁法，本来两者相乘，朱元璋以为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可是，人杀了不少，无论是知丁法还是制裁胥吏，却都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展，种下的西瓜，非但没有丰收，反而收获的是畸形的豆子。也难怪朱元璋这么的难受。

杨杰把自己所知的详细的讲解给朱允炆，时间过得飞快，几乎是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到了用晚膳的时间。

就在宦官请太孙殿下用膳时，宫中突然来人，说是皇上传召，当下朱允炆顾不得晚膳，立即随之过去。心里想着老朱今天下午的情况不妙，此时千万不要有个三长两短，否则，自己完全没有准备之下，连能否太平登基还说不定，更不要说今后的统治大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