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八大海关(1 / 2)

 北京光复后,天下混元一统就成了定局。

在用人方面,或者说是治理方便,朱谊汐也有自己标准。

简单来说,就是南强北缓。

即,在太平多年的南方,选用强势官吏来推行新政,而在残破的北方选用传统且缓和官吏进行治理。

例如,江苏省、浙江等地,基本上没减免什么赋税,而山东、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基本上减免一至三年不等的赋税。

至于为增加人口,更是停了五年徭役。

这在南方是不可想象的。

甚至明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南直隶出身的人不得担任户部尚书,生怕其对自己乡梓手软。

当然,说到江南赋税重的问题,其实这是个伪命题。

总有人举例,什么南直隶赋税占朝廷收入两成,从而显示江南百姓负担重,以一己之力养活大明朝等,其实更是公知们的偏言。

总体来说,南直隶之所以赋税高,主要由两方面构成。

一者,是大量的官田存在。

正所谓经济决定政治,而政治又是经济的反馈。

首先,官田的赋税基本上五五分成,元廷的官田(宋朝文武宗室之田)、张士诚的亲贵家属之田,统统成了大明的囊中之物。

而明初又屡兴大案,如明初四大案,几乎将朝廷的中上层官僚清洗一空,这些文官武将多是江南人,其田地阡陌纵横,也成了官田。

最后,就是迁江南豪强入凤阳,抄没了大量的田地。

由此,在洪武年间,江南地区的官田数量,占据了总田亩的七成。

例如洪武末年,苏州总田亩为九万五千顷,而官田则是六万顷,抄没的田地又占据官田的三分之一。

官田占比最高的,在昆山,由于那里富豪云集,官田达到了恐怖的八成。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南直隶大部分百姓、士绅所耕种的土地,其成分都是官田,所以赋税才是全国最高。

二来,则是因为明朝两百多年,喜欢用粮食来统计赋税,江南地区的许多赋税被以粮食来计算,所以才如此奇高。

而像是丝、麻、棉等农作物也统一折换成粮食,好方便统计。

所以,明朝两百年来,南直隶抱怨颇多,但从来只有说徭役重,而没说赋税重的,因为他们都是偷种官田,薅大明朝廷的羊毛。

而苛重的白粮役问题,即江南百姓自己运粮去京师,原本南京不远,结果被迫运送至北京,导致家破人亡的政策,到了万历年间开始改折白银运解。

而说到前面提到的官田问题,也坑了后来的满清一把。

满清得到明廷的鱼鳞册后,大为兴奋,兴致盎然来到南方准备把官田收来分给八旗们,结果却引来了全江南的反对。

因为所有的官田、军田,都被地主士绅,乃至于百姓们占尽,你可以收重税,但却不能让他们交出土地。

一系列的造反起义活动,甚至被取消了大量的功名也不妥协后,满清最后只能屈服。

而对于朱谊汐来说,江南地区七成土地都改稻种桑棉,粮税再收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

还不如顺势而为,多征收一些商税,如棉、麻、丝等,也比收粮食来的多。

所以减免粮食就惠而不费了。

“户部对于安徽、江苏也要用点心,不催逼一番,欠税是难拿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