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真正的发达国家，在金融上肯定有发言权。

随着人民币逐渐获得主要结算货币的地位，共和国的金融资本家也登上了国际舞台。

当然，这些话题都扯远了。

战后重建开始之后，随着印度的国家基础设施逐渐恢复，以扩大内需、增强经济、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第二轮就业＂gao　chao＂就将到来。前提条件是，印度的民族企业家通过战后重建完成了原始积累，具备了更高阶段发展基础。

按照顾卫民的计划，从该阶段开始，印度将逐步恢复战前经济水平。

与战前一样，印度的经济主要面向出口，即出口导向性经济。与战前不一样的是，印度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不再是西方世界，而是以共和国为主的东方阵营。因为在印度民族企业家的原始积累阶段，共和国的金融资本家广泛介入，所以在印度经济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时候，政府要利用金融资本家，引导印度经济朝有利于共和国的方向发展。按照顾卫民的建议，不但要在相关部门设立专门的机构，还应该尽量利用全体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中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

虽然顾卫民没有明说，但是其意图很明显。

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为金融资本家提供最强有力的支持。要让立法能够对金融资本家提供支持，就得让金融资本家在立法机构内有发言权。

从根本上讲，扩大印度的就业范围，肯定不仅仅为了提高印度人的生活水平。

不可否认，扩大就业范围，印度人的生活质量肯定能够得套提高，毕竟1个家庭只有1个人参与劳动，收入不会高到哪里去，如果有2个人参与劳动，收入就能增加不少。而在印度战后经济恢复的初级阶段，肯定以基本工业为主，产业附加值不会高到哪里去，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不会高到哪里去。要想提高印度工人家庭的生活质量，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就业范围，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当然，这么做的实质目的还是为了解决共和国的问题。

对共和国来说，需要的就是印度的廉价商品。甚至可以说，这也正是王元庆积极策划印度战争的根本目的。共和国没有足够多的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就算有，劳动力成本也将高得吓人，根本没有竞争力。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来看，共和国根本不可能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然纪佑国也不会用其毕生精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让共和国从低端产业国成为高端产业国了。

可以说，如何充分有效的利用印度的人力资源是王元庆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利用印度的人力资源，不但要从劳动力的角度看，还要从消费者的角度看。

17亿人口，绝对是个不能低估的市场。

哪怕印度只有10%的中产阶层与富裕阶层，也意味着有1亿7000万消费者有能力购买共和国生产的高端产品。如果这个数量增加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25%，那就意味着有4亿2500万消费者有能力购买共和国生产的高端产品。这个庞大的市场，足以为共和国提供上亿个就业岗位，每年创造数十万亿的产值。

正是如此，王元庆才坚决反对“奴役”印度，坚持由印度人决定印度的未来。

顾卫民提到的第三阶段，就是以促进印度的产业结构升级为主要目的，通过技术输出与产业转移，在印度培养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提高印度的生产效率，培养出数以亿计的中产阶级。

虽然这么做存在一定的风险，即印度进行产业升级会与共和国的企业竞争，而且主要问题还不是竞争，毕竟共和国企业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欧美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技术保密，准确的说，共和国必须同步进行产业升级，才能确保共和国在高端领域的竞争优势，不至与廉价的印度产品打价格战，但是从长远来看，即便没有来自印度的挑战，共和国也必须保持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因为美欧不会放弃追赶的步伐，通过扶持印度打压美欧，从而迫使美欧加大投入对共和国形成压力，再迫使共和国加快前进的步伐，才能最有效的确保共和国在高端领域的优势地位。

简单的说，就是有竞争才有进步。

可以说，顾卫民的这份计划具有非常长远的战略眼光。

用后人的评价来说，顾卫民堪称21世纪的马歇尔，正是由他提出的这份计划，使印度搭上了共和国的战车，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等领域都离不开共和国，最终不但成为了共和国的盟友，还成为了共和国最重要的盟友。换句话说，印度战争后印度跟共和国的关系，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跟美国的关系非常相似。

从个人角度看，这份计划最终奠定了顾卫民在共和国的政治地位。

因为该计划写得非常详细，也非常到位，所以王元庆几乎一字没改，并且将主要工作交给了顾卫民负责。

虽然粮食与就业只是印度战后振兴众多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两个，但是只要解决好了这两个问题，其他的众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由这两个问题产生的。

当然，能否让印度在战后按照共和国的意愿迅速振兴，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战争必须得尽快结束。多打一天，美欧等西方国家就多了一天插手干预的时间；早一天结束，美欧等过就少了一天插手干预的时间。

即便共和国不能独霸印度利益，也必须主导印度的发展方向。

从这个需求出发，战争必须尽快结束，而且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