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制度

中国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历代中央王朝设置机构、官吏，管理宗教事务的制度。它是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宗教概况古代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当时诸教并存。原始宗教与宗教长期共存，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存。汉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是对天帝和祖宗神以及各种鬼神的崇拜，相信男觋女巫能代人祈祷神灵，能沟通神与人的意志。周秦以来的历代帝王都宣称自己是“受命而王”，受天帝之命来统治人民。他们“建国受命，兴动事业”，都必先求助于卜筮，甚至把“决定诸疑，参以卜巫，断以蓍龟”视为千古不易之道。古代“蛮夷氐羌”等少数民族也相信卜筮，他们“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又如古代藏族的苯教和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广为流传的萨满教，就是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宗教。约在两汉之际，道教形成。从东汉末年起，佛教（古称“释教”）在内地流行。从元代起，伊斯兰教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盛行。元、明以后，基督教也为一部分中国人所信奉。虽然在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宗教同民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曾有过较长的政教合一时期，但在全国没有一种宗教占据“国教”的地位。虽然历代统治者均视政权神授，受命于天，但都自居为天子，视王权高于神权，既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又与宗教保持一定距离，对各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历代王朝都设置官吏和机构以管理宗教事务。

古代宗教事务管理概况周朝设有太卜和占人等职官，负责卜筮吉凶。太卜掌管玉兆、瓦兆、原兆三种卜兆之法。占人掌管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吉凶”（《周礼·春官·占人》）。周朝还设有龟人，专事养龟，供应占卜所用龟甲。朝廷每遇祭祀和重要国事，都要向天神和祖先占卜吉凶。春秋以后，各诸侯国也设专人主管卜筮。

秦统一中国后仍因周制，设太卜官掌占卜，并设奉常，掌宗庙礼仪；设太祝，掌郊祀。汉承秦制，设奉常，景帝时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自秦、汉、三国至晋，太常之设，既为职官名，亦为其机构之名。宋、齐、陈时，机构为太常，掌其职的官职为太常卿。梁时将太常官署改称为太常寺，掌其职者为太常寺卿。北齐因之。以后历代中央王朝的宗教事务管理机构一般都称为太常或太常寺。历代太常或太常寺的职掌基本相同。如隋代太常，“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之属”。其属官中的太祝，掌郊庙赞祝，祭社衣服等事；太卜，掌诸卜筮。

由于佛教的流行，北魏除设太常，置太常卿、太祝令等职官外，还“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魏书·释老志》）。这是中国古代王朝设官处理佛教事务之始。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还曾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唐代佛教僧尼之事，由礼部尚书所属之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管。当时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上座、寺主、都维那各一人），以德行知识高者充任。僧人簿籍，三年一造。唐高宗时，曾设翻经院，专事译编佛教经典。

宋代的道教和佛教事务，先由太常寺掌管，后归鸿胪寺。“中太一宫、建隆观等各置提点所，掌殿宇斋宫、器用仪物、陈设钱币之事。在京寺务司及提点所，掌诸寺葺治之事。传法院，掌译经润文。左、右街僧录司，掌寺院僧尼帐籍及僧官补授之事”（《宋史·职官志》）。

元代佛、道盛行，蒙古王廷尤崇藏传佛教。元世祖忽必烈尊西藏佛教大师八思巴为国师、帝师，授以玉印。至元初年，立总制院，由国师统领。至元十七年（1280），立都功德使司，“掌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事”（《元史·世祖纪八》）。至元二十五年，总制院更名宣政院，不仅统领全国的佛教寺院，并管辖西藏一切政教事宜。在地方还设行宣政院，分管地方僧务。天历元年（1328）废行宣政院，改在全国设立十六处广教总管府，以摄僧。元代佛教寺庙本身还设官，并置产收税，营建修缮。中央设太禧宗□院，“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日辰□享礼典”，并对全国寺庙“凡钱粮之出纳，营缮之作辍，悉统之”（《元史·百官志三》）。全国道教事务由集贤院掌管，“掌提调学校、征求隐逸、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元史·百官志三》）。伊斯兰教也随着大批中亚各族居民来华而盛行。中央曾先后设立过回回哈的司、回回掌教哈的所。这个机构除掌教念经及为国祈福外，还一度全面掌管回回人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元朝与欧洲各国通使密切，不少基督教徒（当时称“也里可温”）东来。中央为管理基督教，先后设置过崇福司、崇福院，“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当基督教兴盛时，曾在全国设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延□二年（1315）省并。

明代中央除设掌祭祀礼乐之事的太常寺外，还于洪武十五年（1382）设僧□司、道□司，掌天下僧道。在地方的府、州、县设有专门机构，分别掌管当地僧、道事宜，并都是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主其事。掌管地方佛教事宜的有府僧纲司、州僧正司、县僧会司；掌管地方道教事宜的有府道纪司、州道正司、县道会司。这些地方机构都设官不给禄。按明制，“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洪武二十四年（1391）清理佛、道二教，僧限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洪武二十八年（1395），还“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明史·职官三》）。

清代中央除设太常寺外，仍沿袭明制，设僧□司和道□司。僧□司管理佛教各寺庙，道□司管理道教各宫观。中央的理藩院所属柔远清吏司，掌□嘛番僧朝贡禄赐之事。此外，理藩院还设有□嘛印务处，掌理驻京□嘛事宜。按清制，各城还分设僧、道协理；在全国各地也承明制，对佛教的管理，府设府僧纲司都纲、副都纲，州设州僧正司僧正，县设县僧会司僧会；对道教的管理，府设府道纪司都纪、副都纪，州设州道正司道正，县设县道会司道会。上述官员皆系“遴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给予度牒”。清朝十分重视对□嘛教（藏传佛教）的管理。全国藏族、蒙古族等信奉□嘛教的地区，分别由四大宗教首领主持教务：**□嘛主持前藏教务；**□嘛主持后藏教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主持漠北教务；章嘉活佛主持漠南教务。在西藏，“僧官有国师、禅师、扎萨克大□嘛、扎萨克□嘛、大□嘛、副□嘛，并堪布监督之”（《清史稿·职官四》）。自国师至□嘛，专司教事。清朝《理藩院则例》中的《□嘛事例》五卷，对□嘛事务的管理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它是清代管理□嘛事务的专门法律。

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的特点综观中国古代宗教事务管理制度，具有以下特点：①宗教管理，与史同在。就中央机构而言，从周代的“太卜”、“占人”，到清代的“太常寺”、“僧□司”、“道□司”，世代相沿，从未中断。而历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宗教管理体制，都经历了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并且与行政体制配套，成为历代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②古代中国，诸教并存，少数朝代对各教实行统一管理，发展到元、明、清，则各教形成独立的管理体系，各地方府、州、县层级分明，最后统归中央，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的色彩。③历代处理宗教事务逐渐形成一套管理条例，使宗教活动规范化。魏孝文帝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唐代规定天下寺庙有定数，寺立三纲，编制僧簿籍，三年一造；明代规定府、州、县的僧道数额、限制出家年龄，僧道官员的选拔要经过统一考试，遴选通晓经义、恪守清规者，由中央认定资格，发给度牒；特别是清代制定《□嘛事例》五卷，这些都起到了规范宗教活动的作用。

中国古代民族事务管理制度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管理民族事务，管辖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沿革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代王朝都设有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一定的管理办法。

周朝设置“大行人”，“掌大宾客之礼仪”，接待远方宾客。在六官中，大行人属秋官，后来还设过“小行人”。此外，还设“象胥”，掌“异国”来使的语言翻译。秦汉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夏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时称华夏族为“主人”，而称其他民族为“客”。秦朝中央设“典客”，“掌诸归义蛮夷”。秦将非华夏族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两类：①在被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设道，不设县。②在归降的少数民族地区分别设置属邦（又称臣邦、外臣邦），设臣邦君长或臣邦君公统领其地。为管理这些属邦，中央职官中设典属邦（汉改称典属国）。《汉书·公卿百官表》载：“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

汉承秦制。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77）改典客为大行令，“掌诸归义蛮夷”。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又改大行令为大鸿胪。大鸿胪设行人、译官、别火及郡邸长丞。其中行人、译官，汉初已设置；别火，为狱令官；郡邸长丞，是管理各郡、各属国“邸在京师者”。王莽时曾改大鸿胪为典乐。汉朝对少数民族的管辖，在地方行政区划方面基本上承袭秦制：①在原有的和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郡以下设道，汉朝共设32个道。②在归降的少数民族设属国。如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匈奴昆邪王降汉，汉朝把他们从河西走廊迁到黄河以南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的故塞外，分设五个属国管辖。汉朝的属国与道不同，它一方面臣属汉朝，另一方面又保存民族原来的“国号”和风俗习惯。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汉朝中央也设典属国，专门管理各属国事宜，属官有九译令。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撤销典属国，并入大鸿胪。

魏晋南北朝自三国至北魏，各朝大都设有大鸿胪，并置谒者仆射或鸿胪卿等官职，负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只有梁朝置十二卿，鸿胪为冬卿，改大鸿胪为鸿胪寺；后周设宾部。

隋唐隋袭梁制，称鸿胪寺。唐初亦设鸿胪寺，高宗龙朔年间（661～663）改为同文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为司宾寺，中宗神龙年间（705～706）又恢复为鸿胪寺，“掌宾客及凶仪”，置寺卿以掌其事，另设典客署，专司民族工作事宜。鸿胪寺在民族事务方面的职责有：①“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②凡“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③“若诸蕃人酋渠有封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典客署具体掌管“四夷归化在蕃者之名数”，对各地来京的少数民族首领，“凡朝贡、宴享、送迎，皆领马。辨其等位，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皆馆供之。如疾病死丧，量事给之。还蕃，则佐其辞谢之节”（《旧唐书·职官志》）。唐朝分关内为十道，道设府、州、县；对所属少数民族地区，“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多都督府”，统称为羁縻州。唐最盛时，辖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府、州共856处。少数民族地区的府、州，皆属十道中边境的都督府或都护府管辖，并由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任都督、刺史，“皆得世袭”。

宋朝宋元丰年间（1078～1085）设鸿胪寺，置鸿胪寺卿，掌“四夷朝贡、宴劳、给赐、送迎之事”。“凡四夷君长、使价朝见，辨其等位，以宾礼待之，授以馆舍而颁其见辞、赐予、宴设之式，戒有司先期办具；有贡物，则具其数报四方馆，引见以进。诸蕃封册，即行其礼命”（《宋史·职官志五》）。宋时鸿胪寺既掌管国内所属少数民族事务，也管理与外国通使等事宜。南宋时，废鸿胪寺，民族事务归礼部管理。宋朝废都护府、都督府一类建置，羁縻州、县由邻近的正州（非羁縻性质的州）管辖。辽金辽、金设部族节度使，以统领藩部各族。辽称“部族节度使司”，金称“诸部族节度使”。金朝除置节度使、节度副使、判官之外，还设有知法、司吏、通事、译人等官。

元朝中央不设鸿胪寺，“凡朝会、即位、册后、建储、奉上尊号及外国朝觐之礼”，由礼部的侍仪司掌管；“接伴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贡者”，由礼部的会同馆掌管。元朝中央设总管政务的中书省，地方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全国分置十个行省。行省以下设路、府、州、县。元代对各少数民族实行诸制并举的管理体制。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统归各行省管辖，在契丹、女真、党项、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一般都设路、府、州、县统治，“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对西藏，中央“立总制院，而领以国师”（指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总制院，“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列传》）。至元十七年（1280），立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等事”（《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1288），援引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的典故，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西藏为宣政院辖地，下设乌斯藏宣慰司、朵甘斯宣慰司等统属。元朝对黑龙江边远地区的水达达、女真人，在辽阳行省之下设合兰府、水达达路等，各仍其俗，随俗而治，以相统摄。四川行省设上罗计、下罗计等长官司和四十六囤蛮夷千户所等，以管辖“诸部蛮夷”。云南诸路行省设丽江路军民宣抚司、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乌撒乌蒙宣慰司；湖广行省设管番民总管、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八番顺元蛮夷官、沿边溪洞宣慰使司等，设蛮夷官，分别治理当地少数民族。元朝中央还设有都护府，“掌领旧州城及畏吾儿之居汉地者，有词讼则听之”。至元十一年（1274），“初置畏吾儿断事官”。十七年，“改领北庭都护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