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开放海禁——唐顺之(2 / 2)

因此,他以服父丧为由,推辞了朝廷的任命,严嵩听说唐顺之屡次拒绝任命,就让人带话恐吓他:“闻唐荆川欲学吴康斋,视吾辈荐用者为石武清。”吴康斋指吴与弼,石武清指石亨,严嵩认为唐顺之是把自己当作石亨那样的弄权大将,不愿意合作,威逼之下,唐顺之压力巨大。经过一番推托,唐顺之最终再度出山,赴京述职,他曾就此事商议于罗洪先。罗洪先说:“你从前已隶属官籍,你的身子并非你自己所有,怎么能和一般隐士相比?”唐顺之于是出任,然而他的声名亦因此颇受损害。

唐顺之到北京,得到了严嵩的赏识和器重,不久又被提升为职方郎中,此时大海盗汪直被胡宗宪诱捕斩首,东南形势略有缓和,西北边境却形势吃紧,重镇蓟镇驻军缺额很多,平时也缺乏训练,遇到敌情,全依赖其他地方的援兵,经常处于被动的态势。严嵩就派唐顺之巡师蓟镇,核实兵额,唐顺之奔波了两个月,了解到驻军的许多弊病,写了一篇《条陈蓟镇补兵足食事宜》,提出清弊源以收逃卒,专责任以严勾捕、定班戌以便人情、责大帅以主练兵、明赏罚以励士夫等建议。唐顺之回京复命,严嵩又派他前往江南、浙江视察军情,与胡宗宪协谋讨伐倭寇,唐顺之受命后,奋然说道:“一月贼不平,请拿将官,三月贼不平,请拿郎中。”

在胡宗宪商议讨贼御寇的策略时,唐顺之主张在海上截击倭寇的兵船,不让倭寇登陆,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当时大部分的将校兵卒都惧海战,因此他们常常假借各种原因拒不出战,这恰好给倭寇提供抢掠的机会。唐顺之见人民遭此难,决定以身作则,下海体验生活,他从江阴驶向蛟门,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他处之泰然,并把不尽职守的将官们捉住法办。严惩之下,这些贪图安逸的将官们都转变作风,尽职尽责,常因看见风帆就以为唐顺之的船来了,连忙整顿军容,不敢稍有懈怠。

倭寇自诩明军无力抗衡,便在崇明驻扎大本营,一直盘踞在崇明水域,而唐顺之的使命虽然只是巡视军情,可他身先士卒,战斗在抗倭前线,率领舟师于海上发动进攻,把倭寇驱赶到大海,击沉贼船十三艘,歼敌一百二十,缴获无数战利品,这是一次少有的御寇大捷。崇明大捷鼓舞了士气,唐顺之升为太仆少卿,进右通政。倭寇又侵犯通州、海门,形势危急,唐顺之率兵驰援江北,唐顺之率副总兵刘显在姚家荡大破贼寇,余寇退守庙湾。

此时,唐顺之接到胡宗宪的公文,说倭寇复犯崇明三沙,命其火速领兵增援。唐顺之认为庙湾贼寇已被围困,指日即可攻克,于是回师江南,跃马布阵,持刀直前,倭寇见军容严整,于是坚壁不出。官兵攻打贼巢,死伤甚众,唐顺之持刀奋身前往,冲到距离倭营百余步的地方,逼敌出战,总兵卢镗等请求退兵。唐顺之不允,亲自披挂上阵,持刀直薄敌营,卢镗恐有闪失,坚持要唐顺之撤退。

此时,正当盛暑,唐顺之在海上已漂泊了两三个月,卤侵炎蒸,劳顿颠沛,身心疲惫,旧病发作,前时旧疾亦复发加重,乃回太仓调养。唐顺之因功擢升右佥都御史,并接替李遂为凤阳巡抚,兼提督军务。倭患稍定后,时任淮扬巡抚的唐顺之,上书请求复开浙江、福建、广东三省的市舶司,并请朝廷推举人才担任市舶司长官,打破了嘉靖朝长期以来的海禁局面。

唐顺之提出要求废除渔船出海的禁令,倭寇曾冒充渔民登岸,或抓获渔民充作向导,当局就下了禁止渔船出海捕捞的命令,唐顺之认为不让渔民出海,就断了他们的生计,也影响到军饷的供应。只要管理得法,加强检查督察,完全可以防止倭寇的混入,渔船在官兵的保护下出海,又可以巡逻海域,击贼于海上,是一举两得的好事。胡宗宪十分信任和器重唐顺之,对他的建议无不听从,毅然废除了出海的禁令。

唐顺之因多年在海船上奔波抗倭,一年夏天一连好几个月都生活在海上,不幸染病,但他仍然支撑着病体泛海,度焦山。唐顺之再次泛海巡历,行至通州,病情严重,没过一会突然病发,唐顺之知道自己病危,便下令让船快行,他把麾下诸将召到帐中,说:“我本来想要与大家通力合作,守护社稷苍生,但现在恐怕不行了,希望大家共同勉励。”他托付好了自己的遗愿,但没有一句话涉及家事。

唐顺之乘舟巡视通、泰,巡至通州,对诸将说:“我生平只希望有这三种死法,要么死在战场上,要么被敌人俘获,为朝廷尽忠而死,要么病死在海上。没想到今时今日能够保存全身死在这里,我已经死而无憾了。”他命令军士取好坐席,在上面躺了一会,便整理好衣服,端坐而逝,年仅54岁。

在军事上,他主张抗倭,对实战经验进行了总结;在文学上,主张“本色论”,“师法唐宋”,是明代中后期“唐宋派”的领袖,作为明代诗文大家,唐顺之以古文与八股文著称于文学史;在思想上,主张“道器不二”、“技艺与德岂可分两事”,重新整合王学左、右两派思想,为阳明心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