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震川先生——归有光(2 / 2)

明代自开国之初的刘基、宋濂等留下一些好文章后,文坛上就开始弥漫起一股浮饰摹古的风气,从永乐到成化的几十年间,久居馆阁的“三杨”统领文坛,提倡昌明博大的文体,作文雍容华贵、平庸空泛,号称“台阁体”。于是,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起来反对“台阁体”,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句摹字拟,以佶屈聱牙为高古,李、何等七子致力于诗作,散文并非其所长,但是他们的声势之盛,曾左右一世。到了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又继“前七子”而起,推波助澜,变本加厉,摹古之风愈演愈烈。归有光就是在这种散发着霉臭的摹古风气中异军突起的勇士,是一位敢于反抗潮流的文学家。

王世贞和归有光是同乡人,比归有光稍晚,但王世贞从二十二岁进士及第后,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以雄才博学,领袖文坛。这时的归有光,虽已颇有声名,但毕竟还是一个“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的“老举子”。就是这样一个乡间穷儒生,竟然敢与不可一世的王世贞抗争,归有光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批判王世贞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说:“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导之欤?”

归有光公开把王世贞讥之为“妄庸巨子”,王世贞得知后甚为恼火,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王世贞在晚年完全改变了对归有光的看法,在为归有光像写的《归太仆赞》序中说:“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代名家矣,”赞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始伤。”他在给归有光古文很高评价的同时,也道出了自己的“迟暮自悔”之情,归有光用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使他的对手为之折服。

归有光虽然“八上公车而不遇”,但还是不愿甘休,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时,终于中了个三甲进士,这时他年已六十。满腹诗文经义,一心想为国出力的归有光虽年已花甲,壮志依旧未衰,因为归有光是三甲出身,不能授馆职,只能到僻远的长兴当知县。

长兴地处山区,长期没有知县,大小事务都由胥吏把持,豪门大族勾结官府为非作歹,监狱里关满了无辜的百姓,盗贼公行,民间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归有光不要去上任,以待更换,但他却毅然前往,到长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办学校,培养后进;第二件事是整治恶吏,平反冤狱,把无辜办了死罪的三十余人省释出狱,为无辜受诬入狱的一百零七人平了反,把鱼肉百姓的恶吏和捕卒快手严加法办。每次审判听讼都让妇女儿童环立案前,不用官话而用吴语审讯,以便百姓申诉。常常当堂决断,而极少具狱。对已入狱者按律令给衣食。一重囚母死,归有光准许他回家料理丧事后自己返回,那重囚料理完丧事后不听旁人嗾使,竟然自己返回。

归有光一心想学习两汉循吏,做廉洁刚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搁置不办,而“直行己意”,他公开在《长兴县编审告示》中宣布:“当职谬寄百里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抚养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荐,是非毁誉,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长兴的短短两年中,归有光颇著政绩,深受百姓拥戴,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

六十三岁的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通判,管理马政。按明制,“进士为令,无为迁倅”。所以归有光的升迁实为重抑。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他曾气愤地说:“号称三辅近,不异湘水投。”并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归有光虽然对迁升顺德通判大为不满,但一到任上却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利用马政通判的清闲,广阅史籍,采访掌故,修了一部完备的《马政志》。

归有光到北京朝贺万寿节,受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推荐,升为南京太仆寺寺丞。后来,又被首辅李春芳留在内阁,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归有光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抱恨而逝,时年六十六岁,死后葬于昆山城东南门内金潼里。

归有光均崇尚唐宋古文,其散文风格朴实,感情真挚,是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被称为“今之欧阳修”,后人称赞其散文为“明文第一”,与唐顺之、王慎中并称为“嘉靖三大家”,著有《震川先生集》、《三吴水利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