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启一通忽悠,让李曾伯重燃斗志。

随后，朝廷也难得大方起来，给李曾伯加官进爵，封华亭县开国伯，进观文殿学士，加太子少保，签书枢密院事，出任广南制置大使兼湖南安抚大使，知静江府。

于是李曾伯在临安待了不到半月，就屁颠屁颠地上任去了。

到七月初一，筹备已久的天下日报就要正式发售了。

报纸这东西,在此时并不算什么新鲜玩意。

朝廷的官方邸报，由进奏院负责编刊，定期向全国官吏发送，被称为‘进奏院状报’。

而民间其实也有不少各种小报，南渡之前就已经存在，此时更是十分寻常了。

临安城中就有专门的报摊，每日凌晨就开始售卖‘朝报’，不是手抄，而是印刷的，甚至每日一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

当然，这只是民间假托‘朝报’之名，私下编刊的，也被当时人称为‘新闻’。

朝廷虽然设立了管制机构，却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士大夫们都是追求‘言论自由’的。

因此不受约束小报为了博眼球争销量,在内容上费尽心思。

他们甚至有专门采访消息的人，还有衙门中役卒小吏暗中帮他们收集官方内幕信息，被称为‘内探’、‘省探’、‘衙探’。

朝廷还没有公布的政事，比如官员陈奏却还没施行的，中枢还在研讨商议的，以及某些内幕、宫闱秘事等等，八字没一撇就早早传播了出去。

甚至有撰造命令，无中生有，夸大实情，妄传事端，胆大妄为的程度可能超乎后世人的想象。

就如大观四年时，有份小报刊登了一份道君皇帝斥责蔡京的诏书，但这诏书却完全是小报杜撰出来的，属于伪诏，放在别的朝代，无疑是诛九族的大罪，但在当时，这起“辄伪撰诏”事件最后却不了了之……

南渡之初，又有小报伪造、散布赵九妹的诏书，令赵构非常尴尬，不得不出面澄清。

而朝廷也一再发布法令，企图严行约束小报，但总是屡禁不止。

有时候，这种小报就会沦为某些人打击政敌的武器，通常还十分有效，朱熹就深受此害。

朱熹一直都是经界政策的支持者，六十岁时，出知漳州，负责在泉、漳、汀三州的推行经界。

这次经界的宗旨，是不改变原有赋税总额，而是根据实际田土所有来平均赋税，富者多纳税，贫者少纳不纳，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要损害豪强地主的利益。m.

福建这个地方呢，在宋代一直都是科考兴盛之处，在朝中做官的人多，于是形成了许多官僚地主，土地兼并非常严重。

朱熹想要动他们的奶酪，自然遭到了这些人的强烈反对，于是动用各种手段，什么批判他的学术啊，打击他的名望啊，抹黑他的人品啊……

当时，小报就曝出他与儿媳偷情的消息，不久又说他争风呷醋，差点杀了著名营妓严蕊等等。

事情写得有鼻子有眼，绯闻艳事又向来受吃瓜人士欢迎，于是让朱熹荣登十大娱乐风云人物榜。

至于丑闻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发生过，根本无法考证，朱熹本人有十张嘴也解释不清楚，于是受此打击，被逼辞官。

福建路经界的事也就这么流产了，一直到宋朝灭亡也没再施行过。

对于这些不受控制的小报，赵孟启早就看不惯了，却也清楚很难通过强制手段去治理，首先那帮大头巾们就绝对不同意，闹起来恐怕事情没办成，反倒要惹一身骚。

因此赵孟启就干脆自己办一个报纸，通过商业手段，抢占传播市场，挤压无良小报的生存空间。

为了见证天下日报的面世，赵孟启在这一天亲自来到了文宣司印报坊，王应麟等官员已经早早等着了。

连夜印制好的报纸，散发了浓浓的墨香，赵孟启随手拿起一份查看起来。

纸张比较粗糙但厚实，大小与后世相仿，虽然只有一页，却两面都有印刷。

由于采用的是铅活字和油墨，因此字体只有蝇头大，因此纸张利用率很高。

这么一来，成本得以压缩，这是民间小报难以企及的绝大优势。

“殿下，真就只定价五文钱么？如此可就没有盈利，甚至还要亏损。”王应麟神情有些忐忑。

大宋印刷业十分发达，一册常规的书籍，在宋徽宗时大约一百文钱，此时通常要四百文左右。

并不是真的贵了，而是通货膨胀的原因，那时候一石米五百文左右，这时候在两贯钱左右浮动。

民间小报一般都是二十文的样子，约莫一份能赚三五文，所以就算赵孟启把天下日报定价十文钱，也还是有很大价格优势，这样即便没什么盈利，保本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