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父子均感到稀奇，于是都作诗记述了此事。（其实，按现在的推断，那是李知县的情商高、会说话而已）

舟行长江中，恰逢天上忽来鹅毛大雪，作为文人的苏轼父子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父子三人就玩起了限字作诗的游戏，这就与文人的骂人不带脏字有点类似。

他们此次作诗是状雪景，但要效仿欧阳修的体例，即比喻雪不能用盐、玉、鹤、鹭、絮、蝶以及飞舞等字眼，并且也不能使用皓、白、洁、素等语。超常的难度，只能用一些类比或联想的方式去遣词造句，达到描述雪的意象。

让我们仅抽取苏轼的诗，看他是怎么写的：

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帷。沾裳细看巧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把雪的晶莹与雪天的寒冷刻画得栩栩如生。

自古以来，和苏轼一样写雪比较精彩的句子还有：面堆金井，谁调汤饼；玉满天山，难刻佩环。

在忠州境内，有座屈原塔，可苏轼抵达此处后却认为：忠州原本并无此塔，可能是后人为了追思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需要，才专门建造的。

屈原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专门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

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他被后人称为“诗魂“。

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因诗人屈原在端午节这一天死去，随意端午便演变成了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闻一多认为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是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才出现的，而端午节很早以前便已存在。

学者胡适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因为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之前，史书上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在司马迁之前至战国屈原所在时期百几年这段时间里对屈原的记载是空白的，屈原是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才首次出现，如果真的有屈原这么一牛人，史书上不该空缺的，司马迁有可能道听途说写了个《屈原列传》。

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是在南朝的文献，而南朝离屈原跳江自尽间隔了七百多年。老百姓之所以纪念屈原，乃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罪感“文化，它是一种“耻感“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荣明耻的历史，华夏文明就是一个明辨荣辱的文明。知荣明辱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屈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文化蕴含着鲜明的荣辱观，弘扬屈原文化应从知荣明辱做起。

游览完了屈原塔，苏轼父子又游览了忠州城南数十里的长江对岸翠屏山中的望夫台。

关于“望夫台”，是一类传说的固定版本：昔人出游，数年累岁而不还，其妻登山望之，久乃化为石。

可苏轼看在眼里的却是舟行江上，人来人往，“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以“望夫石”的凝立不动，反衬出人世间熙来攘往的过客匆匆。

中国的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自屈原创立楚辞以来，相继出现了后继者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后世大诗人。

到了刘禹锡，发明了竹枝词。再到宋代的苏轼，更是对竹枝词也情有独钟。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竹枝，又名“巴渝辞““竹枝词““竹枝子“。

唐代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把民歌变成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之后人们对竹枝词越来越有好感，便有了“竹枝“的叫法。

它的特点是每句第二字俱用平声，其余的字平仄不拘。

苏轼认为竹枝词本楚声，幽怨恻怛，没有深深的悲情是断不能歌之者。

比如古楚人怀念舜帝的二妃湘夫人，思念楚怀王或者同情楚霸王项羽的这种场景，就最适合这种曲调。

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这种情调，苏轼亲自操刀做竹枝歌共九章，一章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分别押平声韵。

由于苏轼的爷爷叫苏序，为了避开爷爷的名讳，苏轼只好把自己作于竹枝歌前的序改成了“引”，且在日后的所有作品中均是如是处理，不再赘述。

诸位若是对竹枝词感兴趣的话，可读一下刘禹锡著名的《竹枝词九首》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