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详观疏意，知道苏辙同志确实是潜心研究了当世经济社会的各项事务，观点大都切中时弊（主要是切中了自己的心理），作为下属官员，非常之难能可贵。

于是，当即诏对苏辙于延和殿，任命为上述的官职。

苏轼知道，如今变法的诸事措置，虽然王安石、陈升之二人压力很大，但检详官的苏辙却得在每项事务上身体力行、亲力亲为。

三月二十七，苏轼在给二堂哥苏不疑的家信中，对堂哥诉说了苏辙的辛苦与不易。

苏轼此前的猜测果然应验了，光棍汉董传在韩琦的提携下突然间就得了官，娶了老婆，可能是自己的穷命里无法消受吧，本年二月间突然亡故了。

苏轼与董传的其他一些故旧人等凑了点钱，但还远远不够安葬董传之需，只得上书韩琦，先说董传确实有才，然后又介绍了董传家里的窘境，母亲守寡多年，弟弟孤弱尚小，连吃饭都有些困难。如今董传父子的灵柩都暂厝在寺庙里无钱下葬，盼望惜才的韩大人能拨出一点经费来办理董传的丧事。

听说陈铎学士要从泾州经过，韩大人不如让他把钱带给在歧下的宋迪（苏轼替韩大人考虑的极为周全），由宋迪来主持董传的后事，若赙金还有结余，那就交给董的家人以应急需。

就这样，如愿处理完董传的后事，苏轼又忙着为眉山老乡任伋（字师中）赴任黄州通判而写诗送行，还把写的诗也寄给了任伋的兄长任孜（字师平），此时，任孜正在四川简州平泉县令任上。

这是苏轼在丁父忧之后，又开始提笔作诗了。

说起这位老乡任伋，字师中，眉州眉山人。少学读书，通其大义，不治章句。任侠，喜事。初为河南新息令，民爱之，买田而居。后通判黄州，转知泸州，殁。

任伋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而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厚善。

苏轼做梦也想不到，此次为老乡送行的去处黄州，十年后将成了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所在，黄州可谓是日后令苏轼真正脱胎换骨的地方。

闲暇时候，苏轼开始相继作些诗。

先是秀州（除海宁外的今嘉兴地区与今上海的吴淞江以南部分）的僧人本莹（慧空）来访，苏轼作诗“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来劝说僧人本莹人处世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清静。

接下来，苏轼又给京兆人(今西安)石苍舒（字才美）寄诗，表达了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石苍舒官为承事郎通判保安库。善行草，有骨气。弄笔日久，以至于堆在墙角的秃笔如山。书法理论经营在心，舒卷随手而自如，人谓其已得“草圣三昧”。

可苏轼认为“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认为人一旦开始认识字，对世事就开始患得患失起来了。自己对于书法的认识则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也是对宋人书法“尚意”指向的高度概括。

太原人王颐赴福建路建州钱监（监督钱币的铸造和流通的官职）任之前，来找苏轼求诗及草书。苏轼在凤翔时，还是武功令的王颐（字正父）就与之相厚，还送过苏轼一方“凤咮砚”和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

面对故旧，苏轼欣然提笔作了首诗赠与王颐，至于草书，苏轼借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匆匆不暇草书”的典故，对王颐开玩笑说，我就留一首诗道个别算了，至于草书嘛，成天光写楷书了，我也觉得真是没时间来写。

熙宁二年四月，朝廷下诏要求商议学校贡举之法，命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等臣僚一个月内要把商议的结果汇总后报告朝廷。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手笔，其目的是要着意变更贡举之法，即今后考试不再考诗赋和明经诸科，考进士就以经义和论策为主。

作为政治任务，五月间，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写了一篇状文，向朝廷上奏了自己的看法。

苏轼认为，获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的才能。而了解人的才能的方法，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贡举制度已经实行了百年，有人主张实行策论考试而罢去诗赋项目，从语言的文辞来说，策论有用诗赋无用，而从国家的政事来说，诗赋和策论则是均为用处的。

那些个进士日夜研习儒家经传，兼修子书、史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融会贯通了，但一旦从政，这些东西又能用得上多少？

上奏之后，苏轼所能做的只能是战战兢兢，“伏候敕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