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六月二十七，朝廷下诏举荐谏官。

诏命一下，张方平就忙碌开了。经过老张的一番绞尽脑汁的筛选与斟酌，还真为圣上推举了两位。

其一为尚书刑部郎中李大临，字才元，成都华阳（今已并入双流县）人，按年龄年长苏轼二十七岁。老张的评语为：识蕴纯深，风举冲远。——文绉绉的，意思不外乎此人优秀哩不能行。

其二为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这就不用细说了，我们来看看老张的评价：文学通博，议论精正。还行，说实在的，老张的这些个评价还是极有水准，甚为客观公正的。

只可惜，有着王安石先生的加持，这两个人选均名落孙山，一时间也让张方平老老人家开始怀疑起了自己那自以为独到的眼光。

七月二十二，时年五十岁的河南府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缑氏镇）人李育（字仲蒙）病故。老李的儿子命人来求告苏轼，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哀辞。

老李为官清廉，家境贫寒，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不幸的，但又可以说是万幸的。因为，此人与苏家的渊源，使得他的大名因为苏轼的手笔而青史留名。

老李曾以司封郎、直史馆之职担任歧王府记室参军晚年还曾任职凤翔府，以经学辅助长官，与苏轼的任职范围有着交集。

老李学问渊博，精通毛氏《诗经》和司马迁的《史记》，对人非常友善，即使别人对他不恭他也绝无报复之心。苏老泉初入仕是在太常寺任职，其时老李为太常博士（太常寺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员，正七品），老李与苏老泉朝夕往来，十分友好。所以说，李育这个人与苏家可谓是世交了。

对于老李儿子的请求，苏轼可以说想都不用想就答应下来了。

过了三天，王安石一手编写的《英宗实录》书成（王同志完全有此实力），由曾公亮呈给了圣上。

熙宁元年，曾公亮提举，王安石本来当时已经进入翰林院，但老王还是毛遂自荐地要亲自完成此书的修撰，且不要专门配置办公室，最终用一己之力成书三十卷。就连苏轼阅后也曾对别人大赞曰：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

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家庭，也属于是官二代。

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他的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这一点从年少时期的志向就可以看得出）。

在他进入仕途充任地方官吏时，还特别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间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所以他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着理性的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王安石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又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任县令，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比如，在任期内王安石曾经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注意了，这种成功案例给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气，是新法推行的滥觞与渊薮）。

嘉佑三年(105，改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朝廷提交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

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