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王安石做这些改革时抱定了很大决心，他对宋神宗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坚决的态度，放在历朝历代也是少见的。然而宋朝朝廷内的派系林立、朋党攻讦却注定了这场伟大改革的失败。在宋仁宗时期，北宋就有庆历党争，两个派系意见相左，互相攻讦，到了宋神宗时情况更甚。

例如，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换汤不换药，充其量就是新瓶装老酒，犹五十步与百步，半斤八两的伎俩。

于是，七八月间不以为然的范纯仁老先生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是“掊克财利”，完全舍弃了“尧舜知人安民之道”。

御史中丞吕诲也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吕诲，字献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从小在京师开封长大，吕端之孙，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三代。王安石执政时，吕诲上书直言其不通时事，若被大用，则非所宜。此人为官曾三居谏职，皆以弹奏执政大臣而罢，时人推服其耿直，号称是北宋著名的敢谏之臣。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道，我们更张法制，我知道士大夫们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直言道，朝廷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与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第二年，司马光也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

其中的《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说“财利”不应该委托国家的三司来治理，更不应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和设立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又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而同样是在写作上有两下子的王安石，则立马回复了《答司马谏议书》进行了反驳：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那意思是说，你司马君实说我在位日久，没有为老百姓谋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但若是说我因循守旧，在其位不谋其政，则就是你的无知之举了。

被气得差点吐血的司马光老先生，只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辞职，从此就隐居洛阳再也不问世事，而是专心编纂起了他那《资治通鉴》。

意见分歧的派系彼此之间你争我夺，常常不管策略的好坏，只要是派别不一样，就用各种理由批判对方、反对对方。

当王安石实施新政时，反对者就更多了，虽然宋神宗对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愤时，王安石也不得不请辞。在八年的改革期间，宋神宗不得不两次解除王安石的职务，新政最终无果而终。

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锐意进取的皇帝，但他们却没有配合的班底，也没有合用的结构。宋神宗死后，保守的皇太后马上重用司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也随即宣告失败。

在新法的推行实践中，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但从根本上讲，宋朝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得变法图强的地步，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革。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罢了。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成功地做到了民间收财，变成军费这前两步，以及前期的战争，也就是击败吞并了河湟吐蕃，但面对与西夏的生死之战时，却在成功的前一瞬间失败，这样链条就断裂了。

资金链条一断，没有后期的资金回笼，那么前期对国内的急征暴敛就真的成了比苏轼等反对者眼中的“劣法”，不仅伤及国本，更让官员体系产生分裂，直接导致北宋末期残酷的党争，间接地演变成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