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开始卷入变法旋涡(2 / 2)

唐宋是于门下省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记皇帝言行。这种官职虽然不高,但是能够随时接触到皇帝,也是许多人觊觎的对象。本来神宗皇帝起初是想用苏轼与孙觉这两个人的,但是王安石从中说,苏轼岂是可以提拔的人!

神宗道,苏轼这个人很有文采,并且朕见他为人也很平静。朝内大臣中司马光、韩维、王存都很称道此人。

王安石说,像这种险恶的小人,老臣不敢无缘无故地评价。苏轼曾作过的《贾谊论》,里面说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贾谊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又曾附丽欧阳修,欧阳修修作了《正统论》,章望之提出了有别于欧阳修的“霸统”观点,苏轼就立马作论攻击章望之,其实苏轼的论断论都无道理。

王安石还说,非但如此,在苏轼遭遇父丧后,韩琦等人送来的金帛,明面上苏轼均未接受。但却在扶柩归川时,用官家的船只贩卖数船苏木(一种中药材)入川。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司马光曾诬陷吕惠卿受人钱财,还夸赞苏轼为人平静,这真是厚颜无耻啊!

王安石最后竟急眼道,陛下想在朝野之间变风俗、息邪说,如果突然间起用了苏轼这种人,那么朝廷上下的士子们怎么能够辨别陛下的好恶所在呢?

当然了,苏轼这个人也并非没有才智,以此人的声望来讲,这个人确实不可偏废了。内什么,如若哪一省府缺少推官或是判官了,可让这厮去补缺。但凡他这种通判资历的无名小卒,怎么能够有级别去修起居注呢?

于是神宗皇帝听信了王安石的话,就把苏轼修起居注的美差给撸了。

果不其然,随后的任命下来,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出任开封府推官。这是王安石的主意,其意是想苏轼本为文士,对官场吏事不甚精通,想用京城中推官的繁杂事务刁难和绊住他的手脚。然而,后来的苏轼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却干得有声有色,“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安石起初与苏轼之间并无过节,只是吕惠卿嫉妒苏轼的才华而从中挑拨两人的关系,才最终造成王安石数度对苏轼仕途的打压,这些还都是传说。

上任后,上面已经说过作为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给神宗皇帝上了点眼药,就是上了一道《谏买浙灯状》。

此状中的措辞极为严肃认真,“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乐今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不仅如此,还有更狠的,“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且卖等皆细民,安可贱售其值!故臣愿急罢之。”

当苏轼还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神宗震怒而后降罪之际,忽然就传来皇上竟然采用了他的建议,把买灯之事给取消了。

这让苏轼受宠若惊,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接下来就搞出了一个更大的动作,以自己三十四岁的自以为成熟的年龄上书二十一岁的神宗皇帝,开始大谈新法的不便。

殊不知,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于是乎,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

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就敢毫不留情地往宋神宗头上浇凉水的人,一种可能是神宗的长辈比如英宗,可是英宗业已驾崩;再一种就只能是臣僚中的头脑发热者,我们这里称之为“政治上不成熟”者。

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他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

然而,就在变法推行之际,刚刚从政不久的苏轼便上书神宗,陈述新法之利弊,反对王安石的一些措施,这就是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开篇便说:“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此时,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保守派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后来,苏轼也因此次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而不出意外地被贬为杭州通判。

看过《上神宗皇帝书》原文的人都知道,作为文言文,苏轼竟然写了大约一万字的篇幅,里面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很有当今重点高中文科班学生优秀的杂文习作,从文采的角度来讲毫无破绽,甚至是一篇美文。

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它本身是无比残酷的。

所以此时的他,还只能叫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