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凤翔府再到杭州，祈雨这件官方参与的工作，对于苏轼来说那就是轻车熟路。先不说祈雨祝文文辞的润色，就其灵验程度来说，历次的祈雨没有一次不灵验的。这次苏轼选择的祈雨地点也是颇有讲究的，就在密州的常山，这可是自古以来齐人祈雨最为灵验的所在，由于祈雨常应，因此得名。</p>

也许是苏轼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就在常山祈雨后的第三天，一场久违的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滋润了密州龟裂的土地。朋友章传道望着苏轼祈来的雨水，还激动地写了《喜雨》诗呈给苏轼。</p>

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p>

前一阵子，在登诸城县东南四十五里的卢山时，章传道还与苏轼等人唱和《卢山五咏》，苏轼在杭州时，就开始了与老章的交往，此人估计也是科班出身，诗写的也不会赖，要是不入流，苏轼也不会与之唱和。</p>

祈完雨的苏轼，面对新法对底层民众的干扰，常常是夙夜忧叹，天灾已除，但人祸仍在持续上演。这时候，苏轼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湖州人刘述（字孝叔）。如今这位因与王安石不和而被贬外任的官员，已由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州转而赋闲提举崇禧观，成了一位啥也不管的甩手掌柜。在湖州时，刘大人曾陪同苏轼到处游玩，志同道合的二人自然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特别是在对新法上，更是看法出奇地一致。</p>

于是，苏轼就提笔写下了一首二十二韵，一韵到底“上声七虞”韵的七言长诗，寄给了刘述，将自己心中的郁结一股脑地讲给了刘述听。</p>

这首苏轼作于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的长诗，除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外，还对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至少在反动派看来）。</p>

当时的情形是：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出发点无疑是好的，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如今竟先后转而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心急火燎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p>

十一月朝廷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取鼍（扬子鳄）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的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p>

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神宗虽然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加上吏能浅薄，并未取得任何的实效。</p><div id='gc1' class='gcontent1'><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try{ggauto();} catch(ex){}</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