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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韩行跟随徐玉山来到了徐大胡同村，看到这里地处徒骇河西岸，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特别是鲁西地区大部分是沙土地、盐碱地，而这里却是难有的红土地。沙土地漏肥、漏水，盐碱地寸草不长，而红土地就不一样了，既保肥又保水。

徐玉山家的世世代代就在这里耕耘、居住，生活成长。徐玉山的爷爷原来是一个雇农，跟着东家开坊。这鲁西北盛产棉花，收来的连棉花带籽叫皮棉，用机器把棉花拔去，就剩下了一些棉籽，这棉籽呢，就送到了油坊里用传统的土制方法榨油。榨出的油黑黑的，浓浓的，又香又卡嗓子，不过炒出来的菜却挺香，就是菜里有一层黑黑的棉油色。如果再细致一点儿，把黑棉油熬开了，放上火碱，火碱遇到了棉油就起了化学变化，黑黑的一层渣子沉下去了，表面上一层清亮亮的，这就叫卫生油。

有钱的才能吃上卫生油，而一般的老农民就只能吃黑棉油了。

徐玉山的爷爷跟东家学会了这开油坊的手艺，借了点儿钱，自己开了油坊。这开油坊可是个辛苦活，先是对棉籽进行碾压，这碾压就是修了一个水泥圆台，水泥圆台上放上棉籽，赶上牲口，一圈一圈地压，把棉籽压得扁扁的，既不能压碎，还得方便出油。牲口得长时间地靠，长时间地拉套，人也得长时间靠，既得防止牲口偷吃棉饼，还得不断地扫着压好的棉籽，再放入新的棉籽。

在长时间的劳作中，徐玉山的爷爷腰累弯了，靠成了中农。

出棉油，那就得讲究点儿热度和力气了。首先是烘烤棉籽，有一个土炉子，通常炉子里都是点麦秸，这麦秸起火快，温度好控制。炉子上面放着一个大铁鏊子，鏊子上就放着烘烤的扁棉籽。棉籽经过加热后，再放入一个个的蒲包打捆，打好捆的蒲包就放到榨床上。榨床上能一溜入上十五六个蒲包。一边是一尺半长的枣木楔子，一边是等待接油的油桶，中间底下是一溜铁板，好保护棉油的流动。

最惊心动魄的时候来到了，那就是打油锤。这油锤黑黑的，圆不圆，方不方的，油光锃亮，一个油锤有五十多斤重，没有力气是举不起来的。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三伏天，油坊工人都是一丝不挂，赤身**，一是因为屋里热，二是也没法穿衣服，油烟障气的，衣服很快就变成油布了。

徐玉山的爷爷已经举不起油锤了，只能静静地在烧着棉饼炉子，这油锤只能由徐玉山的爹爹接过来再举。浑身一条条肌肉疙瘩的徐玉山年轻的爹举起了油锤，呼喊了一声：“举起了油锤——哎哟喂！”随着一道优美的弧线一划，“梆”地一声，油锤重重地打在了一尺半尺的枣木楔子上，楔子下去了一大截。油被挤压了，滴出了几滴。

徐玉山的叔叔也举起了油锤，呼喊了一声：“出油了哎——哎哟喂！”“梆！”

“努力打哟——哎哟喂！”“梆！”

“挣家业哟——哎哟喂！”“梆！”

“使使劲哟——哎哟喂！”“梆！”

“再挣两亩地哟——哎哟喂！”“梆”

油锤越打越急，楔子越锲越深，口号越喊越急，蒲包越来越扁，棉籽流出了金黄色的液体，铁板上流出的油由滴到线，由线到缕，由缕到哗哗地响，哗哗地流进了油桶……

在高亢、激昂的打油锤歌声中，徐玉山的爷爷倒下去了，徐家也因此熬成了富农。

当徐玉山的爹爹也到了父辈那样年龄的时候，徐家已经成了大地主，有了近50多间房屋，近几百亩耕地，还和别人经营了一个油坊。徐家还人丁兴旺，徐玉山是兄长，下有六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全家共有19口人。

少年时的徐玉山就读于博平小学，他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品质良好，并且富于正义感。他从小耳闻目睹了农村广大农民贫困的生活现状和贪官污吏的罪恶事实，为勤劳反而吃不饱饭的农民鸣不平，对官府豪绅的奢侈豪华深恶痛绝。他待人热情，肯帮助贫苦农民，又主持正义，深得乡亲们的拥戴。所以，1936年在选联庄会长的时候，徐玉山被推选为徐大胡同村附近28个村子的联庄会的大乡长。

“联庄会”是怎么回事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占领的消息传到鲁西北后，徐玉山象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一样，为中国的命运深深地担忧。以后，鲁西北逐渐陷入了混乱状态，溃兵劫掠，土匪蜂起，民不聊生，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徐玉山目睹国破家亡的悲惨局面，悲愤之情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