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了难，刘致远可高兴了，指着韩行说：“我就知道韩司令在吹牛吗，在糊弄着我老刘高兴吗！？这个赌还打不打？”

韩行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咬着牙说：“打，怎么不打！”

“赌什么？”刘致远是乘胜追击。

韩行比划着说：“还是老一套，谁输了，背着赢了的在战士们面前跑上三圈。”

范树瑜笑了，说：“我当证人，谁也不许反悔的。”

韩行只好溜到了一边，摸起了手机，给徐大悄悄打了个电话：“徐司令员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事求你啊？”

徐大热情地说：“咱俩还谁跟谁呀，有事你就说呗？”

“是这样的，”韩行说，“刘致远的耳朵被小鬼子的大炮震聋了，我想给他买一个助听器试试，我联系这个事不大方便。你能给联系一个助听器吧，好点儿的。”

“行啊，”刘致远爽快地说，“老革命负伤了，送给他一个好的助听器还不是应该的吗，这个事就交给我办了！”

韩行一听，心里是十分高兴，终于不用自己掏钱了，这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事情。不是自己吝啬，实在是自己没有钱，都下岗这么些年了，上哪里摸钱去啊。

刘致远的这个事情有着落了，韩行又得寸进尺地说道：“还有几十个战士，也是耳朵被大炮震聋了，能不能想想办法，也给他们配上助听器？”

徐大那边不说话了，好半天他才说：“韩司令呀，你这不是为难我吗，我送给刘致远的助听器怎么着也得一万多块的吧！再送出去几十个，我家又不开银行。你还是问问孙司令怎么解决吧！”

韩行想想也对，人家徐大冒着生命危险来为南征军服务，搭上一个助听器一万来块钱也就算了，再让人家想办法拿出个几十万，这不要了人家的老命了吗？

韩行又拨通了孙司令的手机，来和老同学商量一下办法。韩行把这个事一说，孙司令就有点儿急了，说道：“我说韩行啊韩行，你是真行啊，你以为我是贪官啊！动不动手里就能拿出去几十万。人都说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中国就好办了。可是这个武官光不怕死还不行，还得不爱财，我反正手里是没有几十万。你要是实在没有办法，你就想办法找找知青联谊会的王朋吧，叫他想想办法，能不能在知青里集集资。”

韩行嬉皮笑脸地说道：“我现在的身份，出面找王朋实在是不方便，也怕是吓着他。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出个头，叫王朋集个资。”

“什么！”孙司令有些上火，“叫我出头替你集资，替伤员们买助听器。亏你想得出来，我躲还躲不及呢，不就是怕招惹上他们，让我替他们办事吗！这下子好了，招惹上他们，我就再也脱不开身了。哎……你真是尽给我出难题呀，办吧，难度太大。不办吧，心里又总是不得劲，反正你弄得我是挺难受……好吧，就这最后一次吧！”

韩行放下了电话，仔细想了想，不对，这个事情还是办得不大利索。

老知青们都六十多岁了，最大的已经快七十了，大部分是少年时“革命，”青年时下乡，中年为了生活而忙碌。现在好不容易退了休，就指望着这点儿退休金生活，说白了吧，也就是救命钱。再从他们这些微薄的退休金里搜刮点儿钱，似乎是不大仁义，当然他们大多数人还是革命热情不退，为了给伤员们集资买助听器会慷慨解囊。

韩行想了想，又找了一部战场上的公话，给张维翰打了过去。

张维翰在那边高兴地说：“韩司令，你好啊，听说你们光打胜仗，我心里高兴啊！”

“是这样的，”韩行问他说，“有个事情我拿不准。南昌保卫战中，有几十个战士被小鬼子的炮弹震聋了，也包括刘致远团长。贵夫人说，要给他们安上助听器。这个买助听器的事情，需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买到。你说说，这个事情到底是属于公事啊，还是私事？”

“那当然是公事呀？”张维翰说道。

“真是公事吗？”韩行怀着激动的心情问。

“那当然是公事啦，”张维翰说道，“官兵们是为抗战，是为打日本负的伤，当然得由公家买单啦。不能说战士们身上流了血，再叫他们心里流血，负了伤还得自己买单。”

“我明白了，”韩行兴奋地大叫着说，“解决了，一切事情都解决了，助听器的事情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