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伪军、汉奸，是中国人的耻辱，也是一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抗日战争中，为日寇充当炮灰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人数如此之多，的确令人深思。

究其原因，可以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殖民文化的影响，这也是是伪军生存的精神支柱。从鸦片战争起到清政府的庚子赔款这个60年，是一部耻辱的历史。日本的侵华战争更将中国推向历史的深渊。《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共十四国，而不只是八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日本获得34,73,100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02年至1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亿8千万两。而111年民国之后，中国仍然履行此赔款条约。日本在这赔款中，拿出20%来从“对华文化事业”，在日本外务省成立“对华文化事务局”（亚洲局局长兼任）和“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会长由外务大臣充任，其委员多为日本政府、议院、银行及大学的要员。此外日本在华设立的各项所谓文化事业机构，也无一不是处于日方的完全控制之下。退款的使用权操在日本手中，使用去向最终还得服从于日本的利益，同时也培植一批符合日本利益的文化精英，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充当其走狗。

二来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实施独裁统治，压制民主、铲除不同政见者，从而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斗争十分激烈。在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压制下，一批大汉奸便以此为借口脱离蒋介石独裁政府，打出“曲线救国”的旗号，“理直气壮”地投入到侵略者的怀抱。在138年，伪军的数量只有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受其“曲线救国”谎言的蛊惑，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增长了85％。

三是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将相当多的“杂牌”部队推向了日军阵营。当时在中国，蒋介石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他对握有重兵的各个地方实力派仍心有余悸，处处设防，时时排挤。在待遇上，自己的嫡系部队在地位、军饷、装备等方面处处优于地方“杂牌”部队。这些“杂牌”部队在心中充满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思想狭隘的“杂牌”部队将领便为保存实力，或为私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

四就是因为生活的穷困，使许多老百姓将参加伪军作为谋生的手段。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迫于生计，许多老百姓不得不在日本占领区为日军服务，或通过参加伪军来谋生，从而充当了日军侵华战争的走狗。汪精卫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曾对汪说：“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

由于日军占领的地域很大，如果每个县城都驻军，主力师团一下就会分光，被抗日武装各个吃掉；另一方面守卫、巩固政权、收税收粮的事情对军事的要求比野战要低，让汉奸去做正合适。因此在华北、华南日军大量地把占领区交给伪军驻守，只派驻顾问一类监控，这样好腾出精锐部队。由于伪军数量众多，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日军也常常把他们编入野战一线使用，充当前进时的炮灰。

伪军在被派驻某地后，军饷给养是不由日军负责的，一切任其在当地“自筹”，说白了就是交足给日本人的，剩下刮的就是自已的。大中城市里有日本兵驻扎控制，小县城里一切都是自已说了算，四处搜刮勒索。一支连国家民族都失掉了的军队，在做这些事情上不可能对同胞还有什么余地，何况随时会被拉去当炮灰，大部分人都是多活一天是一天，谁给钱就拥护谁。

余飚在几个杀气腾腾的警卫保护下大步走过来，满身的血色，脸上也是血迹，伪军们噤若寒蝉，连正眼都不敢瞅。

“哎呀，马兄，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余飚这一路上已经想好了坏主意，所以一见到被捆绑着的马富财，立刻笑容满面，上前为他松绑。

“你，你想干什么？”马富财一时没搞清楚状况，惊疑不定。

“看看，马兄这是怪罪小弟了。”余飚转头对几个看守的士兵喝斥道：“太不象话了，怎么能对和我青梅竹马，哦，是两小无猜，也不是，反正你们这么对待马团长是不对滴，看我怎么处理你们！”说着，胳膊搭上了马富财的肩膀，将马富财箍得紧紧的，说笑着向远处走去。

走进树林，余飚猛的一掼，把马富财扔到雪地上，上前一顿乱踹，边踹边骂：“王八蛋，敢来打老子，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几年前老子打落你的牙，今天老子要踹得你生活不能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