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冉明弄出了一个虚张声势的火，成功拖延了晋军的截击，可是他们仍处在晋朝的控制范围之内，大量百姓，举家迁移，除了水路的速度稍快一点，特别是经陆路，距离长江沿线纵深较大的地方，迁移百姓仅能以每天四五十里的速度前进。

可是冉明万万没有想到，褚蒜子会忍下口气。

早在冉明的计划之初，就开始布置密集产业生产方向。

冉府议事大厅，此时外围已被麒麟卫秘密控制，周围根本不能近人，此时冉明负责召开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议！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无不以农为本，为何？”冉明反问道？

在场的众人虽然都识字，见识也不算不广，可是真正有见识的还是豪强出身的薛陶。薛陶有意在冉明面前好好表现，就出声道：“国以农为本，固因为粮食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为百姓图富教，为国家谋久长非重农兴农不可！”

冉明道：“诸位皆是富可敌国之人，为何在社会地位上不如一老农？”

士农工商是古代所谓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即读书为先，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人最后。由此可见，在封建时期，商人是最没有地位的。

陈应不解的道：“应不才，请殿下示下！”

冉明道：“很简单，不外乎两字贡献！”

“贡献！”

众人私下议论起来。

冉明道：“以往农税几何？商税几何？”

“汉高祖创立大汉皇朝，定下什五税一的税制，而商税则是三什税一。”

既农民税收是十五分之一，商税是三十分之一，农民实际上要承担负担往往除了农税以外，还要有徭役和外加百分之几十不等的强征购。

整个封建时代，农民的负担基本超过六七成，甚至更多。而士族名下的田地则不需要征税，所以很多自耕农，往往不堪重负，愿意把自己的土地送到士族名下，用来逃税。

冉明道：“商贾地位不低，倍受歧视，根子就是这上面，孤王曾向陛下谏言魏国农税以三什税一，商税则征以什税二。诸位还多有抱怨，难道诸位不想自己从今往后，不再受世人歧视，可以和士人、农一样，位列朝堂？征税，并非是要逼迫大家破产，所以这税制，必须在所有人的接受范围之内，可是又不能太低，导致朝廷无钱可用，无粮可调。此外，征取税赋，只怕并不容易，就会有两个问题，其一，瞒报，想来诸位也不是省油的灯，那些兴办工坊的商贾若是让你们自己包每年的盈余，朝廷再在这上头征税，想来诸位，所报多有不实。”

可以说，在这个时代收税不但不专业，不光是商税，就是农税完全是胡搞，全凭地方官的心意。

另一方面，大户人家地方官不敢碰，这些世家大族在本地根深蒂固，动了一个，就有几十数百个人跳出来制造舆论或者和上头的亲朋好友打招呼，就算不能弄死你，至少也能搞臭你。

冉明继续道：“这个税赋，其实并不是死的，孤可以根本各位的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可是以后呢？孤王总会有老的那一天，到时候怎么办？所以孤有就留下制度的想法。这个制度要怎么订？当然，也不仅依靠那些官员，指望他们，还不如指望母猪会上树！税赋制定，必须依靠各位，而各位必须有参政议政的权力！”

冉明这是给他们画了一个更大的画饼。

商贾的政治地位极低，除了商贾出身的吕不韦，以大秦丞的身份参于政治以外，其他商贾根本无政治无缘。

冉明极力推动商人参政，主要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牵扯有点广，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可是说对外关系都是以安抚为主，特别是对外战争，宁愿割地赔款，也不愿自卫反击。这是中国人民苦不堪言的血泪史。冉明仔细的查阅各种资料，最终发现，国人厌战，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儒家仁义，也不是没有血性，而是利益问题。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士人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中坚力量集团，他们把持朝政，自然是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要知道士人的利益，主要就是田地和赋税。

只要发动战争，就需要征召粮食、农夫、没有农民，这些士族、大地主损失是巨量的，这些都是无偿的，这就等于在士族身上割肉。有道是针不扎谁的肉，谁不疼。战争让士族是感觉肉疼，他们自然就会尽量选择免战，以减少损失。他们的损失虽然小了，可是国家的利益损失，却大了。

冉明找到了国人厌战、缺少血性的根源，很自然的就找到了应对之法。那就是让商人参政，如果商人当政，或者在朝堂上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就会像后世美国那样，为了军火倾销找市场，或者是为了积压商品找倾销市场，就会一次一次发动战争。

战争说穿了，打的就是打经济。打的就是国力，国家资源都掌握在保守的地主手中，这是国家的悲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实在让人痛心。

冉明就感觉，魏国要想发殿，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换一种思路。商贾政协，是唯一可行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