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造反不能轻赦(下)(1 / 2)

永乐大帝 Xiaose_wh 4152 字 2019-10-08

 海盗不会危及政权,在很难追剿的前提下,对其赦免也不是说不过去。$-$对于农民起义,不以雷霆手段消灭,反而很轻易地放过,那简直是变相地鼓励农民造反?

想到农民抗争的问题时,朱棣又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日本农民。

极度贫困的日本农民时常起而反抗。有时候是针对封建领主,有时候直接针对幕府当局。德川时代的256年间,此类农民起义不下1000次。然而奇怪的是,日本农民一般不反对沉重的40%甚至50%的赋税,而是抗议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的赋税。对此,朱棣简直忌妒欲狂。明朝征收的农业税,哪怕是再加上劳役折合成银钱计算,其平均值也只不过保持10%左右!

而且,当时的日本农民请愿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并没有要变革制度本身的企图,而是因为年贡、赋役过重,妨碍了正常生产。进入工业时代后,日本工人罢工的目的也并不一定是停止生产,而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丢脸。在三井系统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作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对于日本农民和工人的自觉性、主观能动性、自我奉献精神,朱棣简直欣赏极了。

因为无法忍受,日本农民成群结队地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求免除苛政的请愿书,递交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扣压或领主不予理睬,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将军。在一些著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拦截幕府高官的车驾,确保状子不被扣压。农民此举风险很大,幕府脑一般先解决当前问题,而后则追究农民领袖。一般而言,幕府的判决有半数倾向于农民的利益。当局看来,农民的请愿可能正当也可能是无理取闹,需要评判,而且正当的要求应该尊重。但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已触犯等级制度的严峻法令。即使判决倾向于农民,但农民领袖仍然应该判处死刑,斗争的目的再正确也必须死。甚至农民领袖自己也承认这种无法改变的命运。被处死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目睹脑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钉上木架。他们不会暴动,而是在事后建祠堂,把领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很残忍,不公平,但法令和秩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必须接受。对于日本底层人民的服从性和自我牺牲精神,朱棣羡慕得要死。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后,使得朱棣喜欢日本劳动更甚于中国劳动——当然,是喜欢奴役他们。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将日本纳入大中华体系。不得不说,朱棣的思维确实具有很大的散性。原本只是考虑农民抗争的问题,可是想到最后,却使得朱棣下定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决心。

……

回过神,朱棣看到朱高炽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想起太子一直等着自己的答复,于是朱棣沉吟片刻,说道:“酌情减免其罪也不是不可行,但必须有严格的先决条件。”

“第一,必须有四品以上的武将在战斗中被贼人俘虏或是杀死。”

朱高炽眼皮一跳,惊问道:“父皇,为什么要定下这个先决条件?”

朱棣没好气地瞪了朱高炽一眼。

“没实力还要扯旗造反,然后还幻想着被赦免,世上哪有这等好事?农民起义军如果不用实力证明他们有赦免的价值,那就不赦免!”

尽管朱棣近来一直对朱高炽比较和蔼,但朱高炽对朱棣还是打心底里惧怕的。被朱棣瞪了一眼后,朱高炽便吓得不敢再开口了。

“第二,必须有三品以上的文武官员提议招抚。而且,提议招抚的文武官员必须以身家性命为贼担保。若事有反复,则保人连坐。”

朱高炽期期艾艾地问道:“若是保人连坐,儿臣担心无人敢于作保……”

朱棣似笑非笑地反问:“任何交易的保人都负有连带责任。若保人没有把握,凭什么给他人作保?莫非朕乃软弱可欺之辈?”

朱高炽仍然试图做着最后的抵抗。“若有一心为国为民的忠臣提议招抚,但事后被贼酋连累,岂不令亲着痛,仇快?”

朱棣冷哼一声。崇祯年的熊文灿难道就不是忠贞有为的大臣?他一开始招抚郑芝龙倒还好,可后来又招抚张献忠,谁知张献忠狗改不了吃屎再次反叛,结果愤怒的崇祯便将怒火撒到了熊文灿身上。在这件事上,崇祯固然不够冷静,但熊文灿难道没有责任?自己拉的屎当然应该是自己揩屁股!

“这种事要从两个方面看。先,好人做坏事和坏人做坏事效果都是一样,都是在做坏事。做坏事就应该处罚,不管他的出点究竟是好是坏。其次,若确实是忠贞正直且较有能力的大臣一时犯胡涂,朕可以代他担点责任,保住此人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