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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铮的意志得以体现出来，并且毫无阻碍的被贯彻落实。

千夫长们为时一个时辰的军姿训练已经完成，此刻他们已经被准许自由休息。

别看这些刚刚升到千夫长的军官们个个都是经过至少几年的摸爬滚打，大部分都是从战争中立功才被提拔上来的精英，可是这一个时辰的军姿仍然站得他们全身酸软，浑身乏力。

人不是机器，如果一个人全身上下各处肌肉都要长时间保持紧绷，那么他会很快发现自己已经累了，而眼前的情形并不是激烈的战场，他们的注意力不会被其他的事情吸引过去，所以思维就会下意识的注意自己受累的部位，这样一来就更觉得累，更觉得受不了了——很显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然而，逆境最能磨练人的意志。这个恶性循环正是云铮所需要给他的军官们带去的。

三十六名千夫长已经全部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只是碍于鹰扬卫的主将副将和监令三大主官都在，所以云铮虽然已经下令让他们自由休息，可他们还是自觉地维持了一下形象，不敢太过放肆——起码没有直接躺在地上。

云铮走了过去，笑了起来，完全不像刚才那样冷酷，却颇有些春风化雨的感觉：“觉得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只管说出来。”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首先开口的。

云铮知道这个时代的兵跟后世不同，尤其是跟自己那会儿大学军训是完全两码事，他们本身就没有多少跟上官“作对”的思想，更没有那个勇气，这不是他们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思想风气问题。这个风气的源头，有人说是儒家君君臣臣之说，此说浅矣。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再到董仲舒儒家独尊，中国人的思想里面就永远的烙上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大一统。

然而真正的大一统思想其实是在黄帝炎帝时期便开始繁衍的，只是经过秦汉之后，这个思想从地底浮出，并且很快变成主流，甚至深入整个华夏民族的骨髓。纵观中国历史，但凡悖逆这个思想的人，要么举步维艰，要么遭到灭亡，甚至死后也被后人唾骂。

据史料记载和神话传说，在中华大地上曾经生活着三个大的部落集团：黄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后来，炎、黄两族联合打败了九黎族，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繁衍，构成了后来的华夏族的主干成分，炎黄二帝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大一统思想在中华始祖的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延续、传承。例如，东晋十六国时期，前赵的开国皇帝刘渊，本是匈奴人，但他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并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鲜卑族也把自己当作黄帝之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赫连勃勃建立夏国，“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以此来说明自己秉承夏朝正朔，以中国正统皇帝自居。就连现在大魏朝的敌人辽国契丹人，也始终把自己称作是炎帝、黄帝的子孙。《辽史》记载契丹族为“轩辕后”，“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姑且不论这些说法是真是假，至少可以表明，连辽人都知道，如果不在这个“祖宗”的问题上站住脚跟，那么他们是肯定统治不了有着强烈大一统思想的中原王朝的。至于有没有实力打败中原王朝，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国历代王朝，无论是汉民族建立的王朝，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都以中华文明的正统传人自居，都以“混一寰宇”作为最基本的政治目标，不容许存在割据政权。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来自中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化的自我认同感。这种文化归属感超越了民族、种族、地域、国界，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共同具有的心理特质，由此带来中华大一统的文化向心力。

但是这种强大的思想是怎么得来的呢？这就是儒家的本事了。云铮自然知道后世有一段时间很是鄙弃儒家文化，但他知道儒家文化在维护中国古代政治格局上的巨大作用是绝对不可替代的。

儒家学者主张要处理好两个大的关系：三纲六纪和华夷之辨。

三纲六纪是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三纲源于孔子和孟子，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奠定了三纲说的基础。

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德，也是由孔子和孟子首先提倡的。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最先明确提出了“三纲”的概念，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因此，“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董仲舒把五常之道作为调整这三纲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董仲舒三纲五常说的基础上，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三纲六纪》，确立了三纲六纪的九大关系。

按后世季羡林大师的观点，三纲六纪里面包括了爱国主义精神，如君为臣纲这一纲，人君的贤否，无关重要，人君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他象征的是文化，象征的是国家。三纲六纪“讲的实际上是处理九个方面的关系：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自己的兄弟、族人、母亲的兄弟、师长与朋友。”这些关系处理好，国家自然会安定团结。云铮认为这话的确很有道理。

为了实现大一统，儒家又强调华夷之辨的重要。夷本来是古代华夏对异族的贬称，最初用于东方民族，称为“东夷”。春秋以后，中原以外的各族，如被贬称为“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的四方之族，被统称为“四夷”。但是后来的华、夷主要是在文明与否的意义上使用的，《春秋公羊传》就是把有无礼仪作为华、夷之界的，凡夷狄之邦，只要能遵行礼仪，就应该与华夏民族同等看待。相反，华夏民族中谁背弃了礼仪，谁就变做“新夷狄”。凡遵行礼仪的文明之族，均为华夏大家庭的一员。

云铮一贯认为，华夏文明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人民，它是一种向心力、回归的力，它是统一中国的凝聚力，因为它不具有狭隘的民族意识，更不是并吞一切的大民族主义。它是民族意识的升华，它是一种标准、一种水平，达标者为中国、为华夏，落后者为夷狄、为野蛮。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华夏、进为中国。

正因为这种观点，使得云铮在对待大事上有些冷酷，甚至冷漠。这从他对待青龙教的态度就能说明。他并不在意青龙教举兵，因为青龙教举兵能让那个老找自家麻烦的朝廷消停消停，为此他甚至不在乎这事情一旦爆发，将会卷入多少无辜的生命。——这个时代强大的“家大于国”的观点影响了他，而且在他看来，大魏朝本来就是林家的家，对于一家一姓的天下，他实在没有多少“国”的归属感。

然而如果青龙教能够威胁到大魏朝的生存，云铮却绝对不会坐视。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以邪教为基础的组织绝对不能成为中华的统治者，就如同后世的洪杨之乱一般，那绝对不是革命，那是彻彻底底地暴乱。让他们统治中华，只能导致华夏文明的倒退，以云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论，他绝对无法容忍这种情况的出现。

不过儒家的三纲五常或者说三纲六纪也导致了一些恶果，别的不说，就说他现在面临的问题：盲从。

云铮估计他手下的大部分军官可能都有一种思想：少帅是大帅的嫡子，是今后的大帅，那么少帅的命令就一定要执行。同时少帅论文论武都是天下罕有的奇才，那么少帅的考虑肯定是对的，如果我的想法和少帅不符，那肯定是我没有少帅想得远，没有少帅想得透彻——于是产生了一个结果，就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