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在论建都之所时，比喻建都长安为建瓴之势；建都洛阳、开封为宅中图大之势；建都北京（燕京）则为挈裘之势。

关中山河四塞，地势高峻，居高临下，故称建瓴之势；洛阳、开封处中原四通八达之地，可向四面扩展，故称宅中图大之势；挈裘则为提衣挈领之意。

建都燕京，是顾祖禹所说的：“据上游之势，以临驭。”故称挈裘之势。《读史方舆纪要》中称燕京“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连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

若要更迷信一点说，云铮更觉得天下王气，当兴于燕京。在原先那个时代，自宋以后，元、明、清三朝，均都于北京。其中明朝先都于南京，燕王朱棣靖难之役之后，迁都北京。若再往后看，民国都于南京，终败于毛太祖之手，而毛太祖则正是都于北京。

当然，以云铮这样一个出身后世，不信鬼神之人而言，王气之说实不可靠，他信的，还是天下战略。

中国古代政治重心的整体趋势是自西往东移动，其中也经历过一段摇摆。秦、西汉定都关中，西汉末年的动荡致使关中残破，于是，东汉、曹魏和西晋定都洛阳。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一北方时间较长的北魏后来也迁都洛阳。隋唐再度统一天下后，政治重心又移回关中。唐末的动荡又使关中破坏很大，于是，大魏定都洛阳。而在前世历史之中，北京的王气，却是直到元朝重新统一后，政治重心才真正移到河北，并一直延续下来。

但这其中是有理由的，并且以云铮前的战略思维，足以把这些优势提前挥出来。燕京地处河北，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之所以也称“据上游之势”，不缘于它本身的地势，而缘于它跟周围地区的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在整个中国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东面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延绵千里，环绕其西、北两面。河北境内的几条主要的河流均源于这两条山脉，切穿山岭，形成交通孔道，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些险要关隘。正因为这个位置，也才有前面的“衣领”的意思。

云铮的信心满怀，绝非仅仅因为占据了这个“衣领”，而是因为在河北在手的情况下，云家完全掌握了“两山”。两山，指的是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

燕山山脉将河北与内蒙古草原联系起来。内蒙古草原历来为北方游牧民族驰骋之地。塞外游牧民族强盛之时，常南下扰掠中原。河北为其南下的一个主要方向。塞外游牧民族入据河北，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辽河流域而来，一是自蒙古草原而来。辽河流域与河北之间的往来通道　是辽西走廊，山海关扼其咽喉，卢龙、迁安、乐亭、遵化等地为重镇。蒙古草原进入河北的一条便捷的路线是出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进入大同盆地，再由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进入河北，居庸关、紫荆关等关隘扼其咽喉，大同、宣化、怀来、张家口等地为重镇。燕京作为河北北部的一个重心，可以同时应接这两个方向。在燕京外围环燕山山脉，还有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其它几条交通孔道。

所以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秦汉经营渔阳、上谷、右北平，隋唐经营范阳、平卢，明代经营宣府、蓟镇，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阻，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丧失北方国防险要，到北宋时，朝廷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吕中说：“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道出了这片地域对于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意义。

而现在云家不仅将燕云十六州稳握手中，而且新得了辽国中京道和西京道大片领土，对于北方的防御，就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回旋余地，再加上燕山诸关以及天下最为善守的云山帅坐镇燕京，别说辽国衰落而蒙古尚未崛起，即便当真有一强敌也无大碍，如此优势之下，北方大势岂能有变？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与关中争衡之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

在太行山山脉一线，有紫荆关、倒马关、井陉、滏口等关隘扼其往来通道。其中，紫荆关和倒马关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经桑干河谷而来的通道，此二关与居庸关共同屏护燕京西、北二面，（明代号为“内三关”）；井陉关和滏口则扼守山西与河北中部、南部之间的往来通道，正定、邢台、邯郸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险要，又控上述关隘通道，遂得以成为一方重镇。经营好太行山诸关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关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