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开挖大运河和三征高句丽对百姓造成了巨大影响，逼得他们不得不反，那么，隋炀帝杨广和他老子隋文帝杨坚对贵族阶级的清洗就是杨玄感等人造反的主要原因。

杨坚自己就是造反起家的人，他深感士族门阀对政权的威胁地位。因此在他晚年，就对贵族势力进行了打压，许多开国功臣被驱逐或杀戮净尽。那些剩余的贵族表面噤若寒蝉，实际上的憎恨和不满却在不断积累中。

隋炀帝杨广完全明白父亲的用心，继续打压和控制贵族势力在他上任后也是重中之重。不过，他采取了与杨坚不一样的手段，那就是软刀子杀人。他不仅要这些贵族的命，还要革去他们赖以生存的根，这就是权利掌握者的扩大化和平民化。

隋朝建立之初，在政权阶级上还是继承了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的余韵，贵族与平民仍然是两个世界。贵族子弟一生下来，就注定要进入中央权力机构，成为人上人，而平民永远是平民，再有本事，没有特别的机遇，也只能是低人一等。

基于这种情况，隋炀帝杨广上台之后，首先就推出了他诸多政治发明中最有名的一个：科举制。科举制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界限。平民通过科举就能一举成名，这不能不说是打破贵族阶级垄断的最有利手段。这一手段后来也被整个封建王朝继承，成为一千多年里中国最主要的人才选拔手段，并一直延用至今。

在实行科举制度为国选官的同时，大业五年，杨广又“制魏周官不得为荫”，使那些无功受禄的关陇贵族子孙不得再靠门荫得官爵。这一规定，一举打破了家族权力继承制度，彻底剥夺了门阀贵族子孙们的享乐生活，敲响了门阀制度灭亡的丧钟。

比起隋文帝杨坚的血腥手段，杨广的手段显得很隐蔽，也很有效。然而，那些门阀贵族并不是个个都是肉粥白痴，他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杨广的用心。面对日益削弱和消失的权利，他们中间反对隋炀帝的势力也日益强大起来，并随着杨广征高句丽的失败，一下子爆发了出来。这就是杨玄感造反的真正动因。

但是，杨玄感造反的时机选择明显不对。虽然那些旧势力的门阀贵族是反隋炀帝的，而那些通过自己努力和科举成为新一代贵族的人却并不认同杨玄感的造反，相反，他们积极主动地对杨玄感进行了快速的讨伐之战。

因此，隋炀帝才发布了调动兵马镇压杨玄感的命令，各地的掌权官员也纷纷对杨玄感发动了讨逆之战。杨玄感的造反虽然吸引了十余万农民的参加，和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相比，这些人却实在是没有什么战斗力。最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造反大军被打的支离破碎，杨玄感本人也兵败自杀身亡。

发生在大业九年（613年）的杨玄感兵变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了，但这次造反也唤醒了民众的血性。从这个时候起，收到各地有人造反的消息就成了隋炀帝的家常便饭，但是隋炀帝却并没有将他们看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百姓不过是乌合之众，就像跟随杨玄感的那些民众一样，军队一到，就消灭干净了。所以，隋炀帝依然将心思放在了征伐高句丽上，并在大业十年（614年）再次兵征高句丽。

隋炀帝的第三次征伐终于获得了胜利。无法跟地广人多的大隋朝相比，高句丽经过这几次的苦战，已经耗到了粮尽人无的境地，不得不乞降求和，隋炀帝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虽然他还不是很甘心，但依然高兴满意地回兵了。

在高句丽取得的胜利并没有让隋炀帝高兴太久，因为全国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此时已经越演越烈。不知道是看不起起义军的能力，还是觉得面对这些事情心烦，隋炀帝很哈皮地不去理睬这些起义，反而跑去北巡，结果被突厥人围困在雁门。好在这时他的周围还有不少人对他抱有希望，解围的工作很顺利。

然而，隋炀帝并不会因为这次北巡事故就放弃他旅游天下的兴致，再说，好不容易将大运河贯通了南北，不走走也对不起自己不是。于是，在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再下江南。而这次的南下，隋炀帝就永远地留在了江南，再也回不去他的东都洛阳了，当然，距离长安，就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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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隋炀帝很哈皮地到处旅游的时候，杨玄感造反的后果正在扩大中，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浮出了水面，带动了瓦岗寨快速发展，也使得瓦岗寨在短时间辉煌后，离开了历史舞台。这个人，就是跟随杨玄感造反的贵族蒲山公李宽之子李密。

“十八子得天下”、“杨花落、李花开”……等一系列童谣在大隋的土地上广泛流传着，李密自然在想好事。与此同时，太原的另一个李，也在酝酿一场风暴，而这场风暴最后终于将大隋王朝掀翻在地，中华民族也在这场风暴中走向了几百年强盛的辉煌之路。

历史的车轮在冥冥之中指准了方向，历史舞台上单个人的历史也因为各种各样的机遇被牵引着走向自己的人生道路。在历史洪流中，个人的作用实在有限，哪怕这个人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未来人……

我们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吧，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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