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选哪些将领，何人为主帅，何日出兵，以及粮料筹措等具体问题上，杜黄裳、贾耽、袁滋三宰相又动了一番口舌之争，但这个问题，李纯早已考虑成熟，最后一言裁断：

以神策京西行营节度使高崇文为中军主帅，领所部拔营经由斜谷入川。

以左神策行营兵马使李先奕为左军主帅，出兵两千，出骆谷南下。

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砺为前军主帅，领本镇兵出利州，攻打剑州。

以河东先锋军兵马副使李光颜为右军主帅，率所部三千人会同后军主帅右威远军副使刘悟部两千人出山南，经兴元府南下，会同高崇文部进取梓州。

各军依杜黄裳所请不设监军使，以高崇文为诸军都统，节度各军。

诏书由中使带向各方，刘悟事先得到李茂的暗示，已有所准备，接到诏书后立即行动起来，想夺个头彩。奈何右威远军兵痞将软，接到诏书后哄了一天半才拔营出城，在此之前中军高崇文部已然拔营行出一百五十里。

长武城的高崇文卯时接到诏书，辰时大军便已在路上，抢在刘悟之前碰了个头花。

诸军开拔后的第三天，李纯以鸿胪少卿李茂为两川宣抚使，南下宣抚两川军民。

诸军皆未按惯例设宦官监军使，这是李纯从杜黄裳所请，从大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抉择。具体到他个人，心里却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让李茂以宣抚使的身份南下，除了宣抚军民百姓，策反蜀中将领，也兼有监军的性质。

因为事关重大，李纯单独召见李茂，明确无误地向他表达了这层意思。李茂请李纯授他便宜处置之权，遇到军将阵前反叛，地方官员敷衍塞责，其有权临机处断，不论是谁都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为了确保李茂能顺利执行使命，李纯答应了这个要求，又给李茂配了八名随鸾校尉，另拨五十名禁军随同保护。

李茂请调韩义、胡川随行，李纯允准，又加秦墨、张琦禁军带职，随李茂一通前往。

李茂辞驾出宫，在宫门外“邂逅”了杜黄裳的门生章武。章武请李茂往平康里一叙，李茂欣然允诺。

章武是替杜黄裳来请李茂的，执政宰相与钦差大臣私下会面是犯忌讳的，杜黄裳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见面的地点是一户娼家的私密小院，章武一早就包了下来，秦墨、张琦进门后又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以确保此次会面的绝对安全。

会谈的地点设在一间私密套房内，章武、秦墨、张琦留在外间，里间只有李茂和杜黄裳两个人。

李茂此行的使命，杜黄裳是一清二楚，某种意义上说李茂能成行还是杜黄裳的推荐。

他亲自动手给李茂斟酒，李茂抢过酒壶给杜黄裳斟了酒。杜黄裳叹道：“茂华不要怨我，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李茂道：“相公不该开罪小人，有道是宁肯得罪十个君子，也不要招惹一个小人。”

杜黄裳道：“明哲保身，老夫不是不屑为，而是身在其位，不敢为啊。”杜黄裳满饮了杯酒，叹道：“自贞元来，朝廷多次对藩镇用兵，屡战屡败，其中的原因固然千差万别，但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官误事。这些洒扫奴，做人做官，你不能说他就比别人差，但打仗确实不行，有他们在一旁碍手碍脚，这仗就没法打，必败无疑。”

宦官做监军使，代表皇帝监督军队刑赏，对统军将领形成牵制，可以有效防止将领独断专行，遏制军队叛乱，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他的必要性，但凡事都要有个度，一旦超过了这个度，正面的就走向了反面，监军使仗着皇帝的宠信，在军中擅做威福，揽权诿责，架空将帅，乃至越俎代庖，胡乱更改作战计划，令前线将士无所适从，以至丧失人心，摧折士气。

尤其到贞元年间，宦官权势越来越大，彻底剥夺了前线将领的指挥权，致使官军屡战屡败，偶有小胜，功劳被监军使窃夺，军士出力出血得不到实惠，心存怨恨。若遇失败，监军使则把责任加诸在将领身上。

朝廷严惩将领，丧失军心，朝廷轻纵将领，丧失纲纪。若再遇到将领不愿蒙冤横死，铤而走险发动兵败，则将酿成更大的损失，反让朝廷误认为军队不稳，有必要进一步收权，于是监军使的权力越来越大，前敌将领的自主权越来越小，临机不能决断，而听不懂军事的宦官摆布，或等候千里之外的朝廷命令，致使错失战机，酿成大败。

长此以往，造成恶性循环，结成了一个看似无解的死结。

杜黄裳看透其中弊端，来了个釜底抽薪之计，一举破除了这个死结，但这么一来也将他自己置于整个宦官得利集团的对立面，甚至动摇了皇帝对他的信任。

杜黄裳叹息了一声，对李茂道：“不说这些了，我约你来，是有件事要知会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