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笑道：“凡事总要讲个先来后到嘛，谁来的早，谁排序在前。”

秦墨眨巴眨巴眼，笑道：“高明，阴险，你这是要笑眯眯地阴他们一把啊。”

李茂道：“休要这么说，辽东本来就是我的辽东嘛，我先做侍卫亲军扬刀军副使知右厢事判辽东诸城番抚慰使，又做辽城州刺史充辽东经略使，论时间，论名分，我才是正儿八经的辽东之主，他们凭什么跟我抢？”

李茂把话说的如此直白还是十分罕见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也与他平日表现出来的宽容谦让迥异，秦墨有些诧异，也有些担心。

李茂平和了情绪，笑笑道：“这些话不容易说出口，但不说憋在心里更致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谁来当家做主，这件事必须弄清楚，也是早晚要理顺的，而且宜早不宜迟，我虽霸道点，用心却是好的，总胜过背地里使坏。”

秦墨面色少有的凝重起来，他点点头，道：“这样也好，一开始理顺了，将来省去许多麻烦。这样吧，你先慢慢收拾着，我先去打个头站。”

李茂心领神会，道：“我相信他们还是能识大体的。”

十天后，李茂率部来到文书丞的城寨，此地名唤十字渡，又叫小渡口，旧日鼎盛时有人口三千二百人，城镇西南临辽河，西北为河汊，东北有山，东南是一块平地沃野，地势北高南低，形势易守难攻。自安史之乱后至贞元年间，数十年营聚，十分富庶，盘踞于此的契丹人一直垂涎三尺，与城镇激战数十年未曾得手。

贞元十六年，辽东奇寒，辽河主河道封冻，契丹人涉冰过河，攻破营寨，将寨中青壮、老弱牵至河边屠戮一空，又将妇女儿童劫掠而去，城镇由此破败。

贞元二十一年初，文书丞兵败窜逃至此，驱散流民，趁虚而入强占为己有，修筑堡垒，加固城墙，两千清海军旧部在此安顿了下来，此后开渠引水，种田养羊，总算安定下来。但文书丞不知兵，所部又多老弱，应对周边森林部落的侵袭十分吃力，正欲弃城再迁，恰巧毛太公和祝九渡海而来，两家合兵一处，形势才有了根本改观。

文书丞擅经营不擅武力，毛太公，祝九虽然武力强悍，却不懂营生，一个有家难顾，一个却在莽莽森林里过着流寇般的日子，饥一顿饱一顿，日子过的很艰难。

李茂时在魏州，得知情况，写信指示祝九与文书丞合二为一，尊文书丞为首，其与毛太公专司武功警卫，双方对这个建议都能接受，因此合流。

此后文书丞主持政务，毛太公和祝九专务军事。

永贞秋，毛太公和祝九在河东设伏诱杀十字渡的最大威胁——黑齿室韦部，斩首七百，俘虏五百，将这支室韦人彻底逐出了辽东。此战之后，祝九和毛太公又陆续荡平了周边森林里的几股匪盗，勉强在辽东站住了脚。

此时的辽东比之后世要温暖湿润的多，森林覆盖率极高，森林间间隔着大片的草原，安史之乱后，平卢军南下淄青，汉族百姓失去保护，不堪忍受蛮族侵扰，纷纷内迁离开辽东，大片城镇废弃，农田荒芜。

活跃其间的游牧民族有契丹、奚、靺鞨和室韦，以契丹、室韦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各族间为争夺水草丰美的牧场时常发生战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此外，沿海和沿河道地区还有少量汉族遗民控制的城寨，大者聚众数千，少的几十人、上百人不等。李茂侵占的旭日城就是一处汉人建立而被契丹人侵占的城寨，诸蛮族中契丹人汉化程度最深，部分族群已经适应了定居生活。

十字渡在旭日城东南方，直线距离两百里，由旭日城向南进发，乘船顺辽河南下，乘船旅行比乘马要慢，但相对安全，沿河多汉人城寨，且游牧民族多不擅舟楫，船行河中，比马队穿行于森林要安全的多。

这一路上李茂仔细考察沿途的城镇，发现虽是汉人城镇，也自称是大唐臣民，以大唐历法纪元，但其回归大唐的心愿并不强烈，究其原因，这些城镇已经在恶劣的环境中站稳了脚跟，没有了官府税赋，自耕自食，生活其实比在唐时还要好得多。

森林里和草原上的那些野蛮民族彪悍而好战，但汉人的筑城守城技术一流，他们的城寨也不是那么好打的，除非实在活不下去，一般情况下极少有人铤而走险敢去骚扰，而且辽东的部落普遍势力不强，算一算账，打，即使胜了，也有可能给他人做了嫁衣裳，十分不划算，倒不如恐吓。

种庄稼需要时间，稳定才能带来财富，所以汉人爱好和平，不喜欢动荡，那就制造混乱，恐吓他们，逼着每个城寨每年象征性地缴纳一些帛布、盐铁给他们，只要他们听话自己又能活的下去，那就和睦相处，少打，不打为妙。

蛮人的敲诈勒索固然讨厌、可恨，但比之官府的横征暴敛却还要轻的多，在各处汉民的可承受范围内。

于是汉民花钱买平安，然后埋头制造财富，蛮人生计无着，本来想制造伤害，却因能收获额外福利，生活也能过的下去，这种微妙的人类生态系统由此得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