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追道统，和影射显学，这都必须是经历了大顺开国和之后改革的儒生才能理解的东西。

权哲身还听不出来这种和百余年的历史相嵌套的东西。

对孟松麓所言的兴水利一事，倒是颇为赞许。

只是，两边的情况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区，大顺这边兴修水利的主力，已经是“闲民”了；而朝鲜国的土地制度摆在那，注定了兴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征发劳役。

而“闲民”，又意味着这本身就是星湖学派的梦魇闲民都是农村破产的农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户。而星湖学派在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一直试图致力解决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并且思路还是很明显的向后退的那种思路。

其实即便是大顺这边，在开国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辩中，往后退回到明初那种固定身份的状态，也一度成为主流。

但最终，顶不住蜂拥而进的白银，也顶不住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这个退回到明初严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终也没有立住脚。

至少从眼前看来，似乎大顺这边解决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闲民”问题。

持有往回退和复古想法的人，都是激进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后小幅摆动一下的，才是保守派。

权哲身这种激进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复古，只是因为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里又对社会不公极为不满，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从先儒的学问中寻找解决方法。

他们和大顺这边的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文化圈的次生成员，他们身上不用背负道统这个负担。

是以，他们的想法往往是不怎么“正规”的。原本历史上的基督教问题，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为东方梵蒂冈的源头，就很奇葩。权哲身这些接触到基督教书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创了一个朝鲜教区。不管是牧师还是教区主教，都是压根没有天主教廷参与，自己照着基本翻译成汉文的书，自己创出来的，全程自封。

这也算是后世那边邪教泛滥的一个历史渊源吧。

如今权哲身看到江苏的改革成果后，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心想是不是能走这条路呢？

出于这个想法，权哲身问了一下孟松麓。

“孟兄，你对闲民如何看？兴国公的改革，在这里造出了海量的闲民。可现在看来，闲民似也无甚大害？先儒以为，闲民乃天下第一大患，此中分歧，孟兄如何看待？”

孟松麓对这个问题，其实也真的是不好回答。

因为，这里面的根本问题，就是江苏的模式，是否是可以在天下推广的？

亦或者，江苏的改革，只适用于江苏一地？

如果是前者，那学派还折腾什么呢？不管是富民，还是制度，甚至实学，都不用他们管了，那他们存在的价值只剩下道德教化了？

如果是后者，那问题就大了，就需要分析、弄清楚，这种改革为什么在江苏行、在别处就不行？

现在权哲身问出这个问题，孟松麓还是用学派的“标准答案”，回道：“若只说江苏一地，闲民，未必是坏事。”

“知江苏一地，政抑闲民，其义非也。所谓闲民，先儒之谬说，夫闲民不可少也。”

“有闲民，然后佣赁可得也；有闲民，然后行走可得也。”

“闲民者，或助力于农圃；或助力于虞衡；或助力于工商；或助力于刍收。”

“其筋力劳苦，有甚于常职之民。”

“先儒以为，闲民者，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故曰闲民，此真大谬也！”

“先儒枉疾此辈，每欲惩之酷罚，岂不怨哉？”

其实这也算是孟松麓的学派，在对着虚空输出。

先儒所言的闲民，和现在的闲民，本质上没啥区别，但社会基础的变化，使得发生了区别。

什么是闲民？

指的是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等等包括那些贱籍之外的、没有“常”职的人。

按照这个定义，在工厂里做工的，在码头上扛活的，其实都是“闲民”。

说是农，有地吗？

说是商，有产吗？

说是工……工人和工匠小生产者，可完全不是一回事。

没有任何的产业，也没有任何封建社会的传统职业。

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就叫闲民。

在土地还有很多的时候，对先儒而言，闲民当然是应该去垦荒种地才对。要不闲着在城市里晃荡，也没有个常职，这不是“身无职名，白日依枕，终岁闲眠”是啥？

而现在……实际上从明晚期开始，这个先儒的定义就已经开始有些“和现实脱节”了。

农圃、工商、刍收，都很容易理解。虞衡者，天官大宰的下属官员，掌管山川林泽，官名代指，值的就是林业、林业附属的狩猎、采集、药材等行业。

这番其学派对闲民的“正名”，既是因为学派一贯的思路；也是因为江苏改革的社会现实。

当初李塨琢磨着均田策略的时候，就考虑过。土地其实是不够用的，多出来的人干啥？

那李塨是大顺开国之初的人，那时候百废待兴，商品经济也远没有经过二十多年折腾后的江苏这么发达。

他不是没想过，不能授田的多余人口，便考虑“转业”，为士、为商、为工等。

但那时候，他认为，或者说不只是他认为，而是所有人都必然认为，士、商、工，能容纳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