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自认为自己手中的数据是准确无误的，并且也从一开始认定了赵祯是在动用密库或是内库的财力“支援”官营买卖和蔡记。

这老倌是个讲证据的人，在证据面前绝不低头，更不会徇私，对赵祯他是尊重的，只不过在他看来皇帝的“不法”亦是要据理力争。

巧了，赵祯也是一个讲证据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对朝臣宽仁的帝王。

在他看来包拯的“激动”不是因为细枝末节，相反是在维护大宋的利益，维护国法的方正，这样的行为自然是得到赵祯打心底里的敬佩。

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赵祯深知不是每一个臣子都有用于上谏的勇气，甚至可以用稀少来形容。

包拯最担心的便是自己挪用了内库或是密库的钱财来帮助蔡记和官营买卖，这样一来帝王打压商贾的手段便违反了规则，也不是那么的充满公正严明。

大宋的臣子和别的朝代不同，他们的想法一般都是这样，即作为天下之主的皇帝可以拥有特权，但你办的事情要附和礼法和规则。

若是你一开始便破坏这种规则，所有人都可以忍气吞声，谁让你是皇帝呢？

但若是你遵守规则，参与其中之后，发现自己并不能完全掌控一切，于是便用特权来破坏规则，这便是不能忍受的事情。

这样的行为在所有人眼中，不是帝王在使用特权，而是小人行径。

虽然这是互相矛盾的事情，但在某些程度上还是起到了对皇权的约束作用，并且赵祯也没有对这样的思想进行干涉。

大宋正处于一个思想变动的时期，这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不断出现所导致的，这些思想中有些甚至比较极端，认为华夏的历史就是汉家在谱写，和其他的民族没有任何关系，世界上也只有汉家才能称得上是正统，其他的任何文明都是鄙夷的存在，都是荒蛮未开化的存在。

国家的的强大必然会出现民粹主义，即便是深受儒学熏陶，拥有更多包容性的汉家王朝也不能例外。

强大的力量和财富已经让有些人飘飘然了，但赵祯从未有过这种放松。

包拯便是朝臣中的代表，他代表的不是民粹主义，而是理智和礼法，这两样东西几乎是朝堂上最为看重的。

包拯只是其中之一，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阶层几乎都是礼法和智慧的拥趸。

当然，这在赵祯看来也是好事，尊重礼法的人，自然也尊重法律，同时也在不自觉中成为法律的拥护者，依法治国难道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赵祯也要惩治包拯的逾越，皇权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封建时代的准则，也是赵祯维护自己权威的必须手段。

在朝堂上当中宣读《认罪疏》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最少对包拯的脸面来说有一定打击。

但这老倌跟本就没在意，他之所以发愣不是因为赵祯的处罚太重，相反他觉得自己在皇帝面前逾越，应该受到更重的处罚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