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五便是端午，晋朝的《风土记》中对端午的解释最为贴切：仲夏端午。端者，初也。

华夏文明千百年来的传承与继承下，端午到了大宋便已经很繁华了，对于百姓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最主要的便是为了纪念那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但在这个时代，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应该知晓，粽子这东西要比屈原晚上四百多年，怎么可能是纪念屈原的呢？当然赵祯绝不会提及此事，大部分的人也不会说这种事情，毕竟这是在宣扬忠君爱国的思想，谁反对便是另有图谋。

在这个欢乐的节日里，北京府府衙却炸了锅，衙门的大堂中呆立着一个年轻的妇人，从她的衣着上看应该是出自富贵之家，单单是她身上的那件碧雅轩成衣便要十贯钱才能拿下。

在大宋，妇人是极少出面上告的，更何况这样的富贵人家的妇人，哪个不是尽量的少出门以免传出闲言碎语坏了名声？

但今日不同，那妇人的怀中抱着的却是一个湿答答的棉布小袄，鲜红的小袄不断的向下滴水，混合着妇人的眼泪很快在地上形成一小滩水渍。

自从一府分三衙之后，知府事就很少负责审案子了，多是交由提刑司处理，但今天的案子不同，所涉及的乃是媳告公婆，和子告父差不多都算得上人伦大逆，何况是富贵之家，影响甚大。

府衙内的旁观之地已经站满了百姓，刘昱不禁感叹一声，自己这个北京府知府事又要倒霉了。这件案子其实简单，但却涉及到风俗民俗的问题“五月子不举”，这一下便十分棘手，何况是儿媳上告公婆，若是告输了，怕是以后无法做人。

自汉代以降，人们认为五月五日为恶月、恶日，且有“不举五月子”之俗，即五月五日所生的婴儿无论是男或是女都不能抚养成人。一旦抚养则男害父、女害母。

而显然这女子怀中抱的便是那死婴，模样凄惨无比，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生气一般呆呆的站在哪里，即便是升堂的“威武”之声也没让她有多少神采。

刘昱无奈的拍下惊堂木道：“苦主击鸣冤鼓者姓甚名谁，又所告何事何人？”

那年轻妇人膝盖微微弯曲的唱诺：“民女杨秀，击鼓鸣冤，转告公婆溺杀吾儿！”

随着杨秀的话整个府衙哗然，不是因为这件案子，而是因为杨秀的举动，溺死婴儿在原先并不少见，非五月初五才这么做，遇到打在年或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百姓无力抚养子女便会这么做，实属无奈。况且公婆溺死自己的亲孙子也是为了杨秀夫妻二人好，五月子害父，女害母，既然是为了你好，你还岂能山告公婆？

这案子基本上不用审理，刘昱清了清嗓子到：“儿媳上告公婆此大逆也，本官见你痛失爱子速速离去。”

百姓们自然是支持刘昱的做法，妇人嘛！就该逆来顺受，就该听公婆的，你哪有公婆知道的多？哪有公婆见识广！

甚至有读书人在一旁大声的念叨：“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三从四德一字不漏引的四周百姓一致叫好，这年头读书人可是越来越多了，人们对读书人的好感也越来越高。

那妇人并不离去，而是跪地道：“启禀大老爷，民女亦要上告，非恨公婆也，乃为后世之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