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不是一个问题，是个人都会追求生存，只有生存下去，才能获得更好的将来，即便是一个废物也当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下去，若是死了便什么都没了，甚至是做废物的资格。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同样如此。

辽朝面对的是大宋不断的压力，不光是在兵力上的，在文化上，在经济上它都处于下风，这让辽朝有着极大的危机感，但他们同样有着草原民族强大的毅力与骄傲，因为契丹人曾经遭受过更加不幸的过去。

他们崇尚汉文明的统治，也崇尚大宋的经济蓬勃，所以他们仿制了大宋的交子建立了自己的官子，连名字都是那么的相像，同样的他们也任用汉人作为文臣，因为他们觉得这样能加强他们的统治。

事实上，是这样，辽朝开始使用官子之后，经济是得到了一点复苏，同样汉臣也起到了稳定的作用。

只不过他们忘了，这两样东西都是从大宋学来的，大宋比辽朝更加了解其中的秘密，甚至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否则赵祯也不会打外儒内法的主意而悄悄推行法制建设。

为此大宋的皇宋宪法经过数次修改，已经日趋全面，而辽朝依旧是在使用已经被大宋早早淘汰掉的人情法，以人的因素为先决条件，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汉家王朝法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刑法特别发达，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法律的特性乃是以刑法为基础的法律样式。这多是为了警告以及震慑其他人。

而辽朝的律法却相对的更加在乎人情，比如一个人偷窃的是横行乡里的富人还是偷窃一个穷苦人家，或是一个契丹人偷窃的和一个汉人偷窃等等。

结果绝不一样。

这种差异造就了一种隐藏在民间的愤怒，公平的待遇是许多人追求的东西，当然更多的是弱势群体所追求的东西，汉人在辽朝的地位虽然被皇帝摆在了相同高度，可下面的人可不认账。

即便是大辽的相公是汉人又如何？

总不能把手伸到地方上管理小事吧？

而且汉人相比契丹人更加的心灵手巧，更加的会赚钱，种地都比辽人在行，唯一不如契丹人的也只有放牧了。

随着大宋的崛起，汉人在辽朝的生活也会变得好上许多，因为大宋的商贾总是会给汉人以实惠，或是多给一斤的粮食，或是雇佣他们帮工，价钱能让契丹人嫉妒的咬下舌头。

宋人商贾对汉人的照顾同样也引起了契丹人的民愤，双方开始或多或少的仇视对方，矛盾冲突开始加剧，甚至发生了群殴事件，但对此，辽人的官员完全是偏袒契丹人的，因为他们同族同源。

大宋的商贾遭遇过几次抢劫，这使得大宋的使者谴责过辽朝地方官员的不作为，但在辽朝的朝堂上却依旧没有多少人重视，他们觉得大宋的使者小题大做，难道大宋的商贾在大宋就不会遭遇抢劫？杀人越货的事情还少吗？

当然，不可否认赵祯的计划成功了，他巧妙的利用商贾的小手段，让宋辽之间的矛盾变成了汉人与契丹人之间的矛盾，辽朝可有着数量不少的汉人，一旦他们对辽朝失望，站在了大宋的一边，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1:1和0.5:1结果完全不同。

对于北伐，赵祯可是下了大功夫的，这不是在灭国西夏之后才被提上了日程，而是从赵祯登基开始便已经着手安排下了，愤怒是挑拨的最佳手段，这愤怒往往会成为矛盾的催化剂。

两府相公们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对于这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来说，诚意律己是基本的道德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