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现在，农人在失去土地，变成手工业者，而商人则是骑在手工业者头上的！

士族阶层便开始担心他们的地位是否会被商人取代，毕竟相比他们，商贾有着庞大的资源，他们有钱雇佣学识精深的人为后辈讲学，有钱购置大量的书籍，同时也有一定的政治资源。

于是反弹出现了，最近赵祯收到的奏疏有很多是官员商贾的，或是说他们压榨工人，逼死工人的，或是说他们不利于大宋，只知趋利，或是说他们培养出的子弟在朝中结党营私。

反正朝野对商贾的讨厌已经深入骨髓，仿佛他们是在吸取大宋血液的蚊子，所以商虫这个全新的词语出现了……

赵祯从皇仪殿的御座上起身，屋中的仙客来非常好闻，这让他想起了欧洲，想起了工业革命，想起了最先经历革命阵痛的那些人。

既然阵痛出现在了大宋，那就想办法解决。

商人群体的庞大和利益的错综复杂并不会影响赵祯继续发展的决心，但却可以给他们划出更多的条条框框，同时也可利用商税反哺百姓。

之前的税法已经不适用现在的大宋了，蔡伯不在京中，少了一个可以谈话的人，不过赵祯相信，包拯一定会积极的配合自己。

税收是平衡财富差距的一把尺子，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句话都是没有问题的，赵祯打算再次改革税法，同时加强对百姓利益的保护，尤其是工人利益的保护，他们是无产阶级，也是必须要拉拢的一群人。

这些看似弱不经风的无产阶级手中，却掌握着颠覆整个王朝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在华夏历史上的前车之鉴还少吗？

中京道的战事基本上已经结束，只会余下一些冲突有待收拾，而眼下大宋最要紧的便是发展国内经济和农业，让百姓休养生息，让国家稳步发展。

看似这些都是高高在上的大道理，可却关乎每一个宋人的命运，也关乎赵祯这位皇帝的抉择，国服而民强，两者之间有着最原始最天然最紧密的联系。

任何人把两者分开，最终的结果要么是国家积贫积弱，要么是被舟下的水所颠覆。

皇仪殿不适合召见朝臣，这里只是赵祯私下召见臣子的地方，正式商讨问题还是好集英殿为好，三才屁颠屁颠的向三司传旨了。

包拯这老倌最近脾气顺了许多，他也乐意去……要是搁在以前，他早已打发内侍跑腿去了，毕竟包拯是掌管大宋财计的计相，即便是和三才也不敢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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