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1章 药物效应(1 / 2)

 杨锐提前了半个小时,抵达了阿斯特拉的办公区,就在休息室里静静坐着,阅读自己的文稿。

在大公司里做讲座,是很两极分化的事,有些时候,某些教授会受到额外的吹捧,有些时候得到的则是特别的嘲讽。

有一个好的头衔,通常比较容易得到前者。

例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教授或者剑桥三一学院院士等等,总是更容易令人信服,但并不绝对。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由于距离的缘故,硅谷的创业公司经常邀请斯坦福教授去讲座,但是,去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硅谷人的认同。尽管许多硅谷人都出身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但他们嘲讽起来照样很用力。那些收入丰厚的硅谷人经过多年或数年的摸爬滚打,早已不再是学校里的模样,对于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真实实力,也都有了自己的认识。

这种时候,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不一定就站在产业前沿。

而且,他们提出的所谓前沿理论,也不一定就能得到产业界的认同。

思科公司的创始人博萨克和蕾娜夫妇,可以算作是产业界通吃的例子,他们是计算机理论方面的大拿,而且做出了超一流的实践,其所创造的路由器,为网络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两人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们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博萨克是斯坦福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任,而桑迪蕾娜是商学院的计算机中心的负责人,在硅谷发育不全的年代里,他们基本属于理论界的第一流学者了。

给阿斯特拉做讲座,同样不是轻松的事。

对这样的大型制药公司,并不能单纯的视之为产业界的水平。这种级数的公司里,也是藏龙卧虎的。

当然,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在杨锐这样的学者面前,是没有存在感的,他们属于科研鄙视链的最下层,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如果毕业就进入制药公司,基本不会在科学前沿有所建树。

即使有些特殊事例,通常也不是为主流所承认的科学家。

制药公司的目标是为已知的靶点寻找化合物,放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制药公司的学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前沿科学家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之后,再捡系统性研究中的某一个靶点,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说,产业界的研究员连二线科学家都算不上,只能称作是三线,所谓的成果转化者而已。

但是,像是阿斯特拉这样的公司,除了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免不了还有一线二线转来的研究者的,一些厉害的公司,甚至能招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

2008的诺贝尔生物学奖就颁给了拉尔德·豪森,他因为研究导致宫颈癌的人瘤状病毒而获奖,其与阿斯利康的关系密切,可以看做三分之一个阿斯利康人。

这一次的诺奖,也是杨锐所知的最被怀疑的诺贝尔奖舞弊案——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但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确实在此届诺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阿斯利康的一名董事就是诺奖委员,并在获奖以前,收购了一家公司,该公司开发hpv疫苗的关键组分,并将为此收取巨额的专利费。

除此以外,负责遴选诺奖候选者的五人委员会主席,在06年担任了阿斯利康的收费顾问,负责投票的五十人委员会中的成员之一,同样以顾问的名义拿了阿斯利康的钱。

阿斯利康还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里,赞助了诺奖委员会的两家机构和下属推广部门,除此以外,几名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承认受到邀请,由中方付费前往中国,向中国官员介绍各项候选人是如何选定的——那是05年以后的事了,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对诺奖的窥视之心,或者,只是阿斯利康利用了中国这个平台。

总而言之,大型制药公司就像是大型军工企业,或者大型的能源企业一样,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有机体,他们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出的作用,比大多数的亚非拉小国家政府还要强。

但是,大型制药公司同样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它们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创始人已去,剩下的职业经理人与股东们都很难找出一家独大者,并不是一名董事或者董事长,就能确凿的决定某件大事的。

杨锐更需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才好搭上顺风车。

诺贝尔奖面前,人人平等,除了瑞典。

“杨锐先生,时间到了。”普利策来到休息室,声音平和的说了一句。

杨锐稳稳的站了起来,笑了一下,问:“来的人多吗?”

“大约有60人左右。”普利策说着解释道:“瑞典是一个人口偏少的国家,很少会像是中国那样,一下子聚集很多人。”

杨锐愣了一下,不由大笑。

普利策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不禁有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