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橚和朱允炆的联名推荐，对于朱允煐来说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他还算比较相信他的这两个亲人。大明朝的宗室当中有文采的不少，指望他们中进士可能有点难度，但是‘鉴赏能力’，实际上还是没有太多需要担心的地方。

至于说现在大明朝已经科举制度开始完善，这个时候还需要征兆在野之人, 朱允煐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不存在什么只有乱世或者江山初定的时候才能这般，只要有才华，朱允煐还算可以选择特事特办，绝对没什么问题。

特事特办，只要那个杨寓有才华，只要杨寓可以编纂好《孝康大典》, 朱允煐也不介意给杨寓一个官职，这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朝堂上, 再一次吵了起来，事情还是关于一些个吏治的事情。不少人也都觉得忽然间对于吏治的整顿再次严苛起来了，很多人自然也就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回忆。

在洪武皇帝时期，严厉的法律制度让很多人都感觉到心惊胆战，尤其是老朱曾经颁行了一整套法典，使之成为全帝国的法律准则。他有时用“诰”的形式来给法典做补充，有时又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的案例。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好事情，《大诰》经历了两次编纂、修订和扩充。在老朱退位前，曾经打算将《大诰》编纂修订为《大明律》，只不过那时候他在朱允煐的撺掇下想着退位的事情。

所以现在，朱允煐需要将《大明律》完善，这也是大明朝开始建设法制了。

这也是朱允煐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法制这东西看似是自古就有，但是也需要不断的进步。

轻其轻罪，重其重罪。

这是老朱的想法，朱允煐也打算延续着。简单的来说，轻其轻罪，重其重罪。

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 定罪较轻；贼盗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定罪较重。

这可以让百姓有着一个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但是事关安全等等问题，那就是需要有着严厉的震慑作用，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战国之类的时候，实在是太久远且不全面。而汉至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化时期，原本赤裸裸地维护统治秩序和财产关系的法律条文，被注入了许多维护礼教观念、等级秩序的新内容，体现在法律文本上的是增加了许多惩治干犯名份、尊卑相侵的条款。

唐律看似不错，但是把儒家礼教及伦理秩序提高到极其重要的位置，显示了礼法并重的特点。

宋律刻板教条、元律更是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理由。大明朝需要总结完善，要让大明的百姓明白这个世道除了皇权之外，还有法理。

这也是老朱极其重视的理由，老朱在开国之初就非常重视法律建设。李善长、刘伯温等人，也都是早就建议老朱建立起来完善的法制。

吸取前朝的一些经验，最重要的是去完善、丰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制。

其实朱允煐也明白, 在这样的封建王朝, 皇权会是法制的极大阻碍。但是没办法，法制必须要完善起来, 这也是他应该做的。

以唐律为蓝本，按照老朱此前颁布的《大诰》为参考，要在经济、军事、行政、诉讼方面的立法更为充。当然也需要考虑在形式上，结构更为合理，文字更为简明。

朱允煐想要去完善《大明律》，但是这就让不少文武大臣有那么一些担心和害怕了，他们甚至觉得这很有可能也就是大明朝的英示皇帝在大权在握、整肃朝堂后要开始考虑重新开始洪武皇帝时期的严刑峻法了。

对于不少人的担心，朱允煐也是心里有数的，毕竟他一开始就不是一些人心目中的理想储君、皇帝。

对于儒家的打压，对于文臣武将的一些压制，这都算得上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虽说这个英示皇帝看似不如洪武皇帝严苛，只是那都是因为在一些‘小事’上，这一位狠起来其实和洪武皇帝没有区别，甚至他的一些决策都是在挑战文臣武将的底线。

将衍圣公的地位几乎打回原形，让工部学院这样的一些‘奇葩’出现动摇了读书人入朝为官的基本盘，对于很多文人的诉求也是置之不理，这能够成为‘圣君’那才有鬼了。

更何况好战，对于教化这样的事情也不是特别热衷，对于传统的儒法也是比较抵触等等，文人们对于这个皇帝是真心不太喜欢。

洪武皇帝时期不敢想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英示皇帝这边呢，实际上也不要有着这样的一些美好的想象，根本不现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