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丈量田地同样重要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清查人口。

虽然说县衙有全县的人口黄册，但是那种东西一来沈墨拿不到，二来上面的数据严重滞后，基本上就可以扔掉了，用来擦屁股都嫌太硬。

人口普查从古到今都是一项复杂艰难的工作，就算是在沈墨生活的那个科技发达，社会昌盛的时代，每次人口普查都没办法做到完全的统计到每一个人。

黑户多的出乎意料，而成为黑户的原因也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在古代这种封建体制下隐匿的人口更多。

比如说地主的家奴都不会算在人口里面，而很多失地农民也会被迫卖身给地主成为地主家的田奴。

这一部分人就等于从户口册子上消失了。

而官府的人口黄册上统计的数字跟实际的人口数字相差甚远，很多时候甚至差距能达到数倍乃至十几倍之多。

在皇权不下乡，基层政权设在县城的情况下，朝廷能收多少税真的全靠当地的士绅说了算。

就拿焦家庄来说，虽然按照从黄顺家里搜出来的册子统计显示有丁口四百五十八人之多。

但是请注意这里的丁口标准是第一是只算男丁，女人不算。

第二是只统计十二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口，小于十二岁和大于五十岁的人都不统计。

还有，黄家的家奴田奴丫鬟这些都是不统计在内的。

沈墨要求这次统计人口，一个是所有人都要被纳入统计范围内。

第二则是超过十二岁以上的就要分家另立门户。

为了保证村民愿意分家，针对这一条沈墨给出了相应的分地配套措施：按人口分田，每人两亩。但是新立户的则每人多分一亩，就是三亩。

这样一来，会担心分家而失去劳动力的村民就会主动要求分家，这样虽然分开了，但是每家的田地却变多了，他们自然会拥护这条政策。

统计人口这件事沈墨交给了孙翔，小伙子在军校的时候是区队长，有领导能力，而且做事认真，是目前最适合的人选。

除了孙翔本人，沈墨还给他另外分配了五个民兵作为帮手，成立了临时的人口普查小组。

沈墨宣布，被烧毁身契的所有的家奴丫鬟，都会被重新编成民户，获得分田的资格。

他们就算自己种不了地，也可以佃给其他人去种。

当然，租子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这一条让那些被解救的家奴丫鬟们感激不已，有人甚至跑到沈墨的屋子外面跪下谢恩，劝都劝不走。

虽然有些村民对于给家奴丫鬟们分田这一条有些意见，但是却也只是发发牢骚，不敢生出什么事端来。

沈墨把这些都看在眼里，也有心理准备，知道这些村民对这些当过家奴的人有偏见，认为他们给黄顺当过家奴就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没有资格分田。

另外，他们的家奴身份也让这些自己本身就是佃户的村民生出一种优越感，甚至有人觉得沈墨应该把这些人跟黄顺一样统统打死。

他们完全忘了自己以前可是无数次的偷偷羡慕过这些不用辛苦种地还每月都能领月钱的家奴的。

对于阶级的认同，往往远远大于对于人类本身的认同。

佃户和家奴虽然都是社会最低层的群体，可是却以产生了鄙视链。

沈墨此时，更深刻的认识到了思想的改造才是最难的改造。

不过这些事情都得慢慢来，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事情越来越多，丈量田地和清查人口这两项工作是下一步分田工作的前提，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在常军和孙翔两人的带领下迅速的向前推进。

就算出现一些想闹事人，也很快就被收拾的服服帖帖的。

沈墨这些人可都是拿起笔杆子治民，提着刀就能杀人的猛人，虽然打定主意要收民心，但是也不会过于纵容。

尺度把握的很好，宽严相济，恩威并施。

铁牛带着十个人组成了临时巡逻队，扛着枪挎着刀在四处巡逻，重点是盯着县城的方向。

根据黄顺心腹家奴黄三的供述，东安知县刘同仁一个月前摊派给了焦家庄五百石粮草的秋粮征收任务。

说是五百石，但是到了县衙肯定要克扣一些。到了府衙又有克扣一点，到了省城还要克扣一点。

再加上沿途运输的损耗，这五百石粮食最终能到朝廷手里的估计剩下不到一百石了。

这可能都算是多的。

有些狠一点的地方官，可能最终交给朝廷的只有从农民手里收上来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

这是自下而上的克扣搜刮。

反过来，朝廷下达的征粮征税任务，比如任务是一百两银子，经过各级官吏的层层加码，到了农民跟前，估计就变成了一万两甚至更多。

很多政策初衷或许是好的，但是却唯独忽略或者说小瞧了地方官吏的贪婪程度。

官逼民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五百石粮食说多也多，但是说少也少。

光是从黄顺大宅后面的粮仓里清点出来的粮食就有一千多石。

但是黄顺自然不可能自己去承担这些的，必然是要把这些转嫁给焦家庄的村民们的，所以才会那般狠毒的涨租涨息，逼死焦老幺两口子，最后丢了性命。

而再过三日，就是刘同仁派人过来收粮的时候了。

这几年吴三桂造反，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起义，清廷基本上一直在打仗。

打仗那么费钱，各种花销自然都会摊派到普通的百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