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虎臣一愣。这个郑观应是何许人也？居然敢和辜鸿铭打擂台。有些不知死活吧？庄虎臣可是在上海亲眼看见，辜鸿铭舌战一干西洋、东洋记者、学者。嬉笑怒骂间把那些洋鬼子羞辱的不成个人形。

“大人，郑观应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他是广东人，早年应过童子试，可惜没中，后来给洋行干买办，同治十二年创建太古轮船公司。同治十三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管帐房、栈房等事，一应大小事务均由其自绝，他还大力投资实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有他的股份，后来他捐了个道员，又得到李中堂地赏识，任职轮船招商局总办，算是盛宣怀大人的前任，他一生最出彩的是光绪十年的时候，咱们大清和法国人开战，他毛遂自荐当了湘军的营务总办，冒死秘密潜入法军的粮草聚集地安南的西贡和柬埔寨的金边，并联络南洋的华人袭击法军。开战以后，他又孤身前往香港募集船只，给台湾守军运送粮食和弹药，呵呵，说不定令尊老大人当年打死法军司令孤拔地炮弹还是这位郑观应先生给送的！”李叔同谈起郑观应如数家珍。

庄虎臣频频颔首：“想不到一个商人居然有如此的胆色！真是难得啊！不过，让商人来给学生讲课，是讲经济之道吧？那和辜鸿铭打什么擂台？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啊！”

“大人有所不知，郑观应可不仅仅是个商人，他穷尽十年的心血写了一本《盛世危言》，对未来建国的大政、国家的体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之道都颇有建树，这本书在朝野影响甚大，一印再印仍不敷所需，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张香帅读了《盛世危言》以后更是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李叔同一直滔滔不绝，眼睛里满是崇敬之意。

庄虎臣有些郁闷了，这样的人物。居然自己听都没听说过，不过也难怪，郑观应不过是个道员的身份，还是捐官，属于微末小员，而甘肃又僻居西北一隅。自己更是几年来忙的脚不沾地，是有些孤陋寡闻了。

“息霜啊，你耳朵真灵啊！这几年你一直在曰本，怎么什么都知道！”庄虎臣对李叔同有些刮目相看了。

李叔同咧嘴一笑道：“大人，学生一直搞情报和宣传，这些事情自然比别人上心些。”

“那他这样地人才，怎么肯来兰州教书呢？中国地商人还是希望能做官的。”庄虎臣拉住一直低头拿个大扫帚扫雪地蔡元培问道。

蔡元培苦笑道：“郑先生本来是在北洋任职，在电报局当总办，后来贝勒载振当了北洋大臣就撤了郑先生的差事。我兰州大学堂人才紧缺，恰好郑观应先生原本曾在张香帅的幕府任过差事，和辜鸿铭先生是同僚。所以辜鸿铭先生就将他请过来了。”

闹了半天，这个郑观应地官还是被自己给弄没的，载振不就是庄虎臣给保举的吗？不过也好，这样的人才在载振手下，非得憋屈死不可，还是当个大学老师更自在些。辜鸿铭、郑观应，还有那个翻译《天演论》的严复，这都是当事大才啊，可惜了。朝廷不能用，都给糟践了！

既然朝廷不能用，那何不收归我用？正愁手下没人才呢！这个郑观应恐怕不是辜鸿铭这样只想一心办教育的，而应该是个搞实务地人，如果真像李叔同说的那样，不拿来用用那真对不起祖师爷。

庄虎臣动了挖墙脚的念头，看见蔡元培的眼神也有些不自在了。兰州大学本来就缺人，还挖他们的墙角，蔡元培和辜鸿铭肯定要骂娘了！

“鹤卿先生。您忙着，我去听听辜鸿铭、郑观应两位先生的讲演。”庄虎臣做贼心虚，一溜烟的跑了。

蔡元培只是微微点头，就继续和学生们扫雪。

学校的正北方有一栋灰白的二层西洋楼房，走道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而大厅里倒还有空位子，这有些奇怪了。庄虎臣仔细看看，走道上的人要么是光头，要么是披散着头发。而大厅里的人则都是留着辫子地。大厅门口。端端正正的摆放着孔子的牌位，还有一把乌黑油亮的戒尺。

清末新政首重编练新军。而全国的新军早在一年前就陆陆续续的剪掉了辫子，朝廷虽不鼓励，但是也没公开的表示发对，慈禧、庆王这些人也知道天下变了，再搞什么留发不留头恐怕是不行了。甘肃自打庄虎臣当了巡抚，更是关起门成一统，民间风气更是自由，甘军先平了蒙古，这又打赢了俄国人，小曰本也吃了孙明祖的鳖，西北民风本就彪悍，和中原的文弱大不相同，崇尚勇武地习惯一直没有大的改变，甘军的光头就成了风尚，兰州大学堂的校长蔡元培更是讲究自由的人，学生们大部分都剪了辫子。

兰州大学堂里的教师，很多是留学生，他们到国外开了眼界以后，就觉得中国的一切都不好，最不好的就是文化，而学生们受老师的影响，剪辫子剪地利索，拜孔夫子的牌位则就敬谢不敏了。所以，大部分的学生宁可站在走廊里，从门口和窗户上听辜鸿铭、郑观应打嘴仗，也不肯拜过孔夫子和戒尺，然后登堂入室坐着听讲。

现在，大厅内外泾渭分明，里面的人都留着辫子，而外面的则是光头和披头散发，还真的有点意思。

“大人，咱们是进去，还是站在外面？”李叔同也有些拿不定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