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能够再交一次钱免役已经是求之不得了。

在户税和徭役吃亏农民也只得认了。但官吏地创造能力是无穷地。宋朝附加在农业税上地杂税繁多。连粮食收入官仓后可能被老鼠偷吃地都由官员们未雨绸缪让老百姓交了。即“鼠雀耗”。其中最著名地还是“支移”和“折变”。所谓“支移”。就是农民交了税粮以后。官府说：“这还不行。你给我运输到哪里哪里去。什么。你不想去？那好。交钱。运费按运输距离算”。甚至有指定运送到千里外地。“支移”附加比原税粮还高数倍。后来皇帝听说了。圣心怜悯。规定支移距离不得过三百里。

皇上大慈悲。百姓当然感激涕零。史官们怎么能违背群众地意见呢？于是史书上皇上地“圣政”又增加了一条。

所谓折变。就是指交税地时候。本来应该交粮食和布匹。官府要你折成钱交。当然。折换率是官府说了算。甚至有更狠地。先把粮折成钱。再把钱折成绢。这样折上个三五回。一匹布折出几匹。一斗粟折成几斗。那也是活该小民吃亏。宋朝地布帛折钱。开始是一匹两贯。后来改为六贯。最后折成十贯。几折之间。布帛地实际税率就上升了五倍。

有时官府犯穷了。还会提前征收两税。秋粮还没收割。就收秋税。这叫“预催”；今年已经交税了。又叫你提前交明年地。这叫“预借”。这种借到后期展到了可笑地地步。有地州县都能预借六七年之后地两税。什么时候还这预借地部分。小民们自然是不敢问地。

以上指的是跟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在两税收取上为了敛财搞出的花样。到了卢俊义这里，也搞两税制，田租、户税、力役所有杂项都合并到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取消所谓的“支移”、“折变”、“预催”、“预借”等苛政，然后再取消所有赵宋朝廷的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当然为了义军的展，会有更清晰的税种颁布出来。

另外，卢俊义准备推行王安石的募役法，即征收役钱，用来雇人到官府服役，原先不服役的官僚、地主等，要交纳役钱，从而限制官僚地主的特权，亦增加了政府收入。如果以后义军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会出钱去雇佣百姓，不会再行征百姓为政府做无偿劳动。

如果再像宋朝等一些朝代为了自己的统治，百般向官僚和地主阶层妥协团结并不等于妥协，王安石的诸多良法被废即是妥协，致使官僚阶层势大到联合抵制任何真正有建设性的反腐举措，致使官僚阶层嚣张到罔顾民生民意的地步，卢俊义就白穿越了。朱元璋和后世某朝太祖，他们开国时搞得轰轰烈烈的反贪腐行动是卢俊义永远的榜样。

另外，如果说某某家庭一年吃盐花的钱比农业税还高，恐怕都会认为是个笑话，但不幸的是这笑话确实在宋朝出现过。宋朝的食盐实行专卖，开始是政府直接生产销售，后来改成政府出卖专卖权给私人，由他们生产销售。宋朝初年食盐专卖收入为一千万贯上下，略高于唐朝末年，到元丰年间，收入翻了一番，成了两千万，到蔡京当政时再翻一番，到四千万贯，这还只是政府出卖专卖权“盐引”的所得，加上制盐业的劳动跟附加利润，过农业税不少。

食盐是生活必需品，其特点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价格弹性很低，而且没有替代品，价格增加时销售量的减小幅度很小。低价你得买，高价你还是得买，因为人是不能不吃盐的。唐末每年在盐政上年收入几百万，已经被批评为价格过高，是刻剥百姓。宋朝人吃盐想来不会比唐朝多多少，收入过这么多，只会是价格的问题。过高的价格甚至使百姓少吃盐或不吃盐，“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山村中这位老翁告诉苏轼说，不要以为我是和孔子一样因为沉迷音乐而“三月不知肉味”，这是因为很久没吃盐的缘故啊。

强迫百姓购买“盐引”也是一大景观，蔡京把各地食盐专卖收入制定一个定额，作为考课官吏的依据，创收过定额的可以得到升迁，不能达到的则有惩罚。事关作官前程，下层官吏当然也变着法子创收，老百姓想不买专卖权怎么行呢，不买就是和上官的前途过不去。

除了食盐专卖外，宋朝还有茶专卖和酒专卖，宋初每年收入都在三四百万上下，到宋中期以后增长到一千多万，其中酒税在庆历年间达到一千七百一十万，盐专卖上的很多问题这两个专卖上也存在。(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章节更多，支持作，支持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