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解读——周吕令武侯:吕泽(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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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大汉第一太子》第0010章节:人物解读——周吕令武侯:吕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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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篇部分,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对‘吕泽’这个人物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有的同学说,吕泽在历史上非常牛逼,只是由于吕后驾崩后的诸吕之乱,而被史家上了春秋笔法;

也有的同学说,吕泽就是个凭着外戚身份,被刘邦提拔起来的小舅子,根本没有多牛逼,不然为什么百官公卿表、开国功臣表都看不到吕泽,《史记》《汉书》也没有他的身影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汉书》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以《史记》作为参考。

而在研究《史记》,弄清楚吕泽的能力,以及在汉室开国前后的贡献、地位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达成一致的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并非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中立史官。

这一论点,我有以下几处佐证。

其一:太史公笔下,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在司马迁看来,冯唐、李广二人似乎是怀才不遇,没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待遇,没能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高度,而且是被汉室的体制所压制。

但在司马迁自己所写的《史记》当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冯唐、李广二人并非怀才不遇,而是自作自受。

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汉文帝刘恒的马车行走在道路上,遇到了冯唐;二人聊了几句,刘恒就感叹道:如果我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抵挡匈奴人,该有多好啊?

听闻闻言,冯唐却丝毫不留面子的说:就算廉颇、李牧在世,也根本不会为陛下所用!

一听这话,刘恒便气呼呼的回了皇宫,越想越觉得憋屈,就又把冯唐叫入宫中,说道:如果我有什么错,先生可以私下指出来,为什么要当着大庭广众羞辱我呢?

冯唐的回答是:鄙人不知忌讳。

或许在司马迁看来,这是冯唐率真、刚直的体现,但我们稍一想,就会发现并非如此。

我试着把冯唐和文帝刘恒之间的对话,用现代人的方式重现为下面这段场景。

某官员出行,遇到一位老者,就丝毫不摆谱儿的跟老者聊天下大事,最后感叹了一句:如果有人才帮助建设国家,那该有多好啊?结果老者说:就算有人才,也不会给你效力。

官员很生气,却没发作,之后私下找到老者,说:如果我的工作做的不好,老人家可以给我提意见,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下破坏官府的威严呢?老者说:我这人就这样,说话直。

试问什么样的掌权者,会重用这样一个情商为o的老人?

更何况是在封建君王时期,一个自认为业务水平相当不错的皇帝呢?

冯唐要是放在现代,怕是连村级别的单位都冒不出头。

所以,太史公笔下的冯唐易老,并非是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让他老,而是他自己绝了自己的仕途;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老人家,路走窄了呀……

回过头,看李广难封。

冯唐易老,好歹是情商问题,冯唐本身的业务水平未必有什么硬伤,但李广就是纯纯的政治巨婴。

同样是在《史记》中,景帝登基后的吴楚七国之乱,李广以中央将领的身份驰援梁国,却在平叛过程中接了梁王刘武的将军印。

简单分析一下吴楚之乱,我们就不难发现:景帝一朝的吴楚七国之乱,与其说是地方对抗中央,倒不如说是文帝刘恒旁支入继为嫡的后遗症。

原本皇位应该属于惠帝刘盈一脉,结果在吕后驾崩时,陈平、周勃等大臣内外勾结,血洗吕氏外戚,迎代王刘恒旁支入继。

此举非但使得齐哀王刘襄一脉怀恨在心,更是让其他的刘氏旁支心生邪念:刘恒可以旁支入继,我为什么不可以?

而在这样一场具备‘夺嫡’性质的内部斗争当中,梁王刘武的地位也十分微妙。

作为景帝刘启的同母胞弟,梁王刘武得到了长安中央的大力支持,原因是景帝刘启足够信任刘武,且梁国地处函谷关外,为关中东门户外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在得到如此信任的情况下,梁王刘武却萌生出了不应该有的邪念,一度凭借梁国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母亲窦漪房一起要挟景帝刘启,将自己立为储君。

这样一个对景帝刘启皇位产生威胁的人,无论对于景帝刘启,还是长安中央而言,都是暂时不能得罪,且又早晚都要收拾的人。这种情况下,李广接下梁王刘武的将军印,几乎不亚于政治叛逃。

这也就不难解释‘李广难封’的真正原因了:李广武力值接近满格,但政治觉悟几近于零,难堪大用。

在汉室‘为国栋梁’的彻侯敕封标准下,李广终生未得封,其实是必然;我也愿意相信:在当时那个时代,除了司马迁,不会有人认为‘李广难封’有多么令人唏嘘,多么令人难以理解。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这是我怀疑司马迁著史中立度的第一个佐证。

第二点:桃李不言,下自成溪。

众所周知,司马迁本人对项羽、李广、李陵这样的悲情英雄怀有主观崇拜,这个主观态度也体现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对这些悲情人物的刻画。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是史官、是太史公的前提是:司马迁是一名汉官。

作为一名汉室官员,哪怕处在史官这样一个超然的位置上,司马迁也是需要讲究政治正确的,但从《史记》当中,我们却丝毫不见这样的态度。

对于曾有‘军事叛逃’污点的李广,司马迁的评价是: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

这个评价,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或许李广真的是出色的将领,是一个民族英雄式的悲情人物,但若是结合李广‘私接梁王将军印’的政治污点,无疑是带有极其浓厚的主观色彩的。

对司马迁借此评价,来歪曲后世人对李广的解读,我怀有一定程度的鄙夷。

还有便是司马迁对李陵的评价:

“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成,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一句‘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和‘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与历史中判汉降胡的李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颇具讽刺意味,也足以看出司马迁意图遮掩李陵判汉,洗白李陵污点,歪曲后世人感官的意图。

第三点:身处时代。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人物,大约出生于公元前140年左右,对于李广、李陵等人物,司马迁或许还能勉强谈得上‘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但对于发生在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80年之间的诸吕,司马迁的信息获知渠道,应当是只有‘道听途说’这个来源的。

至于通过皇室档案、帝王起居录获知真相这个渠道,也可以排除。因为和现代人印象中的‘史学世家’不同,司马迁的家族绝算不上什么历史渊源的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