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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新军的番号编制，是以镇为单位的。

镇下面是协，协下面是标，标下面是营，营下面是队，队下面是排，排下面是棚。

每个镇下面，有步队两协，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军乐一队。

步队每协有二标，每标分三营，每营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分三排，每排分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另有号兵、护兵、医兵、备补兵、伙夫、驾车兵、喂养兵，并配属数驾数匹车骡。

马队为一标三营，每营四队，每队二排，每排二棚，每棚目兵十四名，另有伙夫、医兵、喂养、车夫等。

炮队一标二营，每营为左右中三队，每队为三排，每排为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每队配炮门六门炮，每营十八门炮。另有弹药车等。每炮每车配马六匹，骑乘马匹数匹，另有过山大炮一营，过山炮十八门。另有伙夫、医兵、喂养、车夫等。

工程辎重营，一营为四队，每队为三排，每排为三棚，每棚十四人。另有伙夫、医兵、喂养、车夫等。

军乐队有队官，有乐兵二十人以上。

镇下面，所属机构还有另有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待。

镇设统制官，镇官以下有正参谋官、二三个副参谋官，执事官，书记官，执法官等，及马、护兵、伙夫等。

协设协统官。也有马、护兵。伙夫等。

标设标统官。也有马、护兵、伙夫等。

营设管带官。有护兵、伙夫等。

队设队官。排设排长。棚设正目、副目等官职。

全镇官长地依次排列次序为：统制官（全军统率）、协统官、标统官、管带官、队官、排长、正目、副目、士兵。全镇官长士兵共计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人。

新军地番号编制。是仿西洋德国地。不但在编制上与清军旧兵地编制截然不同。在官兵地服装上。也与清军旧兵地服装格格不入。是采用西方地大盖帽。腰束皮带。绑腿高靴。除了大盖帽下面垂地那条长长地辫子。丝毫看不出清军旧兵地影子。特别是新军内地军官士兵地素质。更是清军传统士兵所无法比拟地。

而同为清政府的军队，新军为什么被称做“新军”，而不被称做清兵呢？这还是因为甲午战败，清朝海军全军覆没，清朝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国民众是举国哗然，爱国官将纷纷上奏折，痛哭流涕的哀求朝廷毁约《马关条约》，再与日本决一死战；而爱国学子和民间有志之士们，也怒骂声讨清政府的卖国行为。所以，清政府痛定思痛，便下达谕令，让全国各省大规模的编练新军，重新装备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量，并成立了练兵机构，着派庆亲王奕劻任练兵处总理，袁世凯被派任练兵大臣。但是，练兵处虽为督练新军的国家机关，庆亲王奕劻却昏庸不知兵，实际上的主持人乃袁世凯。

然而，清政府的官员，从上到下，几乎皆是无能之官，各省督抚官员对朝廷的谕旨是表面应承，暗里敷衍，所编练的新军，皆由旧清军改头换面，滥竽充数，训练出来的新军是五花八门，与清政府编练新军的要求和目的，是格格不入、相差很远，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新军都是这样，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和当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他二人编练的新军却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在全国各省的新军脱颖而出。

袁世凯所创办的新军因在天津小站练兵，故被称为北洋新军，张之洞所创办的南方自强新军为南新军。

1905年和1906年，清政府的练兵机构，调动数万名新军，先后在直隶河间、河南彰德，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会操演习。

参加会操的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所组成的北新军，和张之洞创办的河南新军和湖南新军所组成的南新军。这两支军事力量强大的南北新军，联合起来，在河间、河南彰德进行了非常成功的会操演习。

因为新军里的军官，大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和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担任，而士兵则采取招募制，选拔标准较为严格，对年龄、体格和文化程度等都有明文规定。所以，战斗力比较强，自新军成立以来，清政府每遇到难啃的战役，首先便调遣新军上战冲锋陷阵。

二：

因为四川的保路运动，四川的起义和暴动是一浪高过一浪，慌乱不堪的清政府，不得调集全国的精良兵力，前去镇压。

而清军驻湖北的新军，番号名为第八镇。

在阴历的七月底八月初，第八镇被清政府划到调遣之列：第三一标，全数开往四川，第三十二标的第一个营，开往四川，第二个营开往宜昌，第三个营开往施南；混成协的第四十一标的第一营，开往宜昌沙市，第二个营，开往岳州；马队的第八标，也有一营调往襄阳……

而三十一标和三十二

新军，里面革命党人数，占里面士兵总数的三分之二7革命党总指挥蒋武，他正好在开往也在襄阳岳州的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的二营。

所以，因为清政府调遣第八镇的新军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不但把革命力量调离了武汉，同时也把革命力量给分散得四分五裂。

如此一来，革命常在七月二十二日的合并会议上，所做的人事安排和计划，皆被打乱，再加上到上海购买枪支的杨玉如和居正，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于是，武汉的革命领导人们便顾虑重重，忧心如焚：就这样大面积地把武汉的新军调遣到外地，把新军里的革命党分散到各地，岂不错过了起义的大好时机，如此以来，那将要暴发的起义，岂不被无限止的延期下去吗。

革命的一涨再涨，同志们都不愿意再等了，都要求尽管起义。

孙武审时度势，便自做主张，立即派人通知革命党负责人，定于八月初三的申时，也就是阳历9月24，在武汉的胭脂巷11号，召开了一次紧急的革命代表联合会议。

这次会议，参会的革命代表，多达一百多人。

因为这次会议是孙武一人自做主张召开的，所以，在会议上，他首先发言说：“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我自做主张的，因为情势不等人呀！所以，没来得及与蒋总指挥和刘总理及各位领导同志商量，在这里谨请同志们原凉。”

孙武说到里，环顾了所有与会人，见大家无有异意，正屏息而听，便接着说：

“满狗们这次虽把武汉新军里的革命力量调离了分散了，尽管有很多革命同志要随新军调往外地，但因为情势所迫，我才决定在有些同志将要随部队调离他地的前夕，召开这次紧急会议。表面上看是坏事，但什么事都有利有弊，新军调离武汉的同时，满狗驻武汉的的军事力量也随着新军的调离而空虚，正有利于发动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