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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瑞澄宣布了之后，就像统帅平定了战乱一样，就像卸下泰山之重的负担一样，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猛然之间，他好像又想起了什么，立即提议说：“通过八标三营里的士兵闹事来看，窥一斑而知全局，这说明兵营里的革命党还真不少，现在，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是工程标八营，传说里面的革命党人数众多。而楚望台军库，乃军事重地，依本官来看，把楚望台的汉军全部调换成满族旗兵，各位看如何？”

“不行！”不等总督的话音落定，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官黎元洪，便立即反对说，“如此安排，不但与事无补，反而适得其反，将会激起满汉之间的更大茅盾。”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人，1864生。1884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在海军服役，初任北洋军广甲号军舰管轮。甲午战争中，广甲号被击沉，他飘海遇救，到南京投靠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初见黎元洪，一番谈话之后，立时感到黎元洪稳重老成，见解缜密周祥，是难得的干练之才，随委以重任。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跟随张之洞回到湖北老家，成为张之洞的心腹之人。

三次派遣黎元洪赴日考察日本的陆军、骑兵建设和兵工生产。如此一来，黎元洪不仅在军事知识和技能上收益非浅，思想和眼界也大为开阔。1906年清军改制，湖北新军被被编为两镇，张之洞把张彪安排到第八镇统制官的位置上，而黎元洪则被委任张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张之洞之所以让张彪做八镇统制，是因为张彪的妻子原是张之洞最心爱的养女。而张彪，也被顺其自然的称之谓张之洞的“姑爷”。黎元洪平日治军，一反清军的芶且敷衍、松驰的积习，从不克扣军饷，总是足额如期发放。别的新军军官，多住宿在私宅，而黎元洪，他却长住在军中，起居作息，皆与士兵一致，对有文化的士兵着意提拔，鼓励士兵学习上进，并且，从不虐待士兵，由此获得士兵的广泛爱戴，威信极高。特别是1905年、1906年，南北新军在河涧、河南彰德的大会操，南军从湖北河南抽调张彪为总统官，但真正指挥会操的却是黎元洪。在会操演习之中，黎元洪因为指挥得体，调度有方，因此声誉鹊起，成为全国名将。张之洞自1907年被调入京城之后，粗鄙无能、胸无点墨的张彪虽是镇统制，但真正在湖北新军里一呼百应的首领，却是黎元洪。

因为黎元洪懂军事，治军有方，平时深受士兵的爱戴，所以，他虽为协统官，说话发言却极受重视。别说八镇最高统领的张彪对黎元洪另眼相看，就连总督瑞澄，平时也对他黎元洪刮目相看的。

此时此刻，另换上别人反对总督瑞澄的提议，那瑞澄肯定是不予采纳的。但是，反自己提议的却偏偏是黎元洪。他这个总督不得不三思而行，然后用商量的口气问：“黎协统，本官认为，把军械库是军事重要地，换上满族旗兵驻防，总比用汉人士兵驻防安全多了，最其码，那些满族清兵不会造反吧！那怕是只有中秋节前后来这样安排，等过了中秋节，再撤换回来，这样总可以吧！”

“这样撤来换去的，反而会加大恐慌的漫延，落下惑革命的口实，得不偿失。”

“黎协统，你误会本官了，本官如此安排，并非是厚满薄汉，而是出于大局的安定，各位试想一下，现在的乱党，穿着军装混迹于军中，明天道新军中有乱党，可谁的脸上也没有写着‘乱党’二字。但是，虽不知谁是乱党，总让人感觉到，新军的汉兵皆有乱党之嫌，所以，本官才想让满族旗兵来守卫军事重地，各位觉得如何呀？”

瑞澄说着，环顾了一下与会官员，以求得与会官员的支持，来博回黎元洪的反对意见。但还没等官员们开口说话，黎元洪抢先说：

“总督大人，如果新军里的革命党真的很多，楚望台军机库就是撤换成满族旗兵，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坐的各位官员大人，恐怕心里清楚的很，那些旗满士兵，平时只当能当样子摆，而革命党，好像都是些不怕死的亡命徒，如果真的对打起来，哪里是革命党的对手，反而会挑起满汉之间的茅盾，把革命党们激将的箭剑拔弩张，急箭在弦，一触即发，到时候出事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呀！”

其实，黎元洪这样据理力争地反对总督瑞澄的提议，并不是出于革命党人的目的，是想推翻满清，恢复汉室天下。他主要是怕因此挑起满汉之间的茅盾，影响当地的安定，而扰碍了自己的仕途。

面对黎元洪的极力反对，总督瑞澄便不再提出异议反驳了。不提异议反驳，就表示了他的默认。

总督会议结束后，武汉立即进行全城大严。

有些官吏也纷纷把家眷送到汉口租界去。有钱人的老百姓，也大搬其家。再加上“八月十五杀鞑子”这句话的迅速蔓延，再加上官府采取的一系列戒严措施，再加上官府派出的暗探们无孔不入地四入搜索革命党。吓得武汉的百姓，每次上街都如履薄冰一样恐惧，即害怕革命党误把自己当做“鞑子”杀掉，又害怕官府的暗探把自己当革命党抓起来。一时，武汉的大街小巷，是空气紧张，大有风声鹤唳、草本皆兵之势。

二：

孙武得知八标三营发生的事情之后，害怕官府借此机会，在新军中扩大事件，用莫须有的罪名，在新军中大面积地揖捕革命党，经过与几位革命党负责人商议，决定当天就暴发武装起义，后被一名革命党拦住，说是先让三营里的同志观察一下事情的发展情况之后，再决定是否起义，如果官府真的在新军里大积地揖捕革命党，那就立即通知各部队和各学堂的同志们起义。

经过三营里的革命党负责人观察，才知道官府只是针对着喝酒的几个士兵来处理。孙武知道后，也就打消了在当天起义的念头，仍按原来的起义计划——阴历八月士五。

但是，也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孙武在一次上街，竟然发现一个可疑的人，一直鬼鬼樂樂的跟踪着他，直到跟踪他到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的“政治筹备处”，才突然消失。孙武怀疑跟踪自己的人是官府的暗探，与刘公商等革命负责人商议之后，立即决定搬家。为了安全妥见，为了利于革命工作，为了不被官府的暗探跟踪，孙武也效防一些官吏们，把“军务筹备处”的办公地搬到了外国俄租界一条街的宝善里14。

孙武的搬家，也让刘公跟着起连索反应，尽管他并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跟踪自己，为了安全起见，再加上他是拖家带口的，妻子弟弟在一起，也害怕被官府的暗探盯上，便以利于工作为由，在孙武搬家的第二天，急急慌慌地搬到了俄租一条街——即孙武的隔壁。

刚搬到俄租界的孙武，屋里混乱不堪，他正和几个革命常在房间里忙碌，突然，外面响起了急促而猛烈的拍门声。

因为曾被可疑之人跟踪过，因为惊魂未定，因为刚搬到陌生的俄租界，因为官府的暗中戒严和暗中跟踪大搜捕，孙武及房间的革命党们，立时惊慌起来。孙武悄悄走到门口，试着探听一下外面的动静，可除了猛烈急切的敲门声，他什么都没探听到。不由得疑窦顿生：如果是官府跟踪到这里了，怎么只敲门，没喊声，再说了，这可是俄租界，官府是不可能找到这里来的。即使搜查，也是俄租界的巡捕们。但是，既然搬到这里来，就是这里的合法良民，他们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搜查的，这才搬过来两天，难道说官府就找到这里来了吗？

孙武正犹豫迷惑，外面的拍门人才大声询问：“有人吗？是我们呀，快开门呀！”

孙武一听声音，原来是同志邓太林，如此猛烈的拍门，肯定是紧急情况相告。他猛地将院门拉开，立时便惊呆了，原来外面不仅只站只着邓玉林，在邓玉林的身边，还站着到上海买枪支弹药的杨玉如。

孙武欣喜若狂，立即拽起杨玉如的手，激动地往屋里急走。屋里的革命党也早已闻声而出，簇拥着杨玉林，把他拥进屋里，情绪高涨地望着他。孙武更是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玉林，居正呢？枪支买好了吗？见到同盟会的领导们了吗？他们什么时候来……”

面对孙武他们的激动，杨玉如显得异常的沉静，他要了一杯水，一饮而进之后，环顾了面前的同志，最后把目光落到了孙武脸上，叹了一口气，才无奈地说：“事情并不想同志们所希望的那么理想，枪支还没买到，所以，居正还在上海等待枪支。”

“那起义的事呢？到时候同盟会的领导们来吗？”一个革命党急切地问。

杨玉如仍然是叹息了一声，缓慢而犹豫地说：“嗯……这个吗，因为黄兴在香港，我们到上海之后，居正便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托去香港的同志带给他。在信中，居正把我们八月十五起义的事情，很祥细地告诉了他。在我回来的前一天，黄兴的回信已被人带到上海，他在信中说，八月十五起义，太早了，让推到八月二十二（阳历10月宋教仁呢，我们初到上海的时候，他很赞同我们的起义计划的，可看到黄兴的信后，他便说，只有我们武汉一地起义，声势太小，胜利的可能性不大；谭仁凤倒是一直很热心，我回来的时候，他还说不得，陈其美把枪支一买到，就立即陪同居正来武汉，领导我们起义……”

不等杨玉如说完，屋里的革命党早已大失所望，无力地瘫坐在地上，纷纷抱怨上海同盟的领导，并要求孙武，不要顾及同盟会领导的意见，仍按原计划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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