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洪承畴被刺(1 / 2)

 多铎既然决定扫荡浙东,便立马雷厉风行,命令多罗贝勒博洛,拣选精锐二十万,准备三日后,挥师南下。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多铎之所以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凑齐大军所需要的粮草物资,除了大汉贼洪承畴能力过人之外,主要还是清廷占据江南,侵夺了无数汉人的资产,手中物资银钱极其充沛。

有明一代,士绅爱财,国有难而不愿捐其财也。

毅宗皇帝末年,朝廷财政崩溃,天子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饷的命令,责成勋戚、太监和百官报効,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

捐饷之事,本非可取之策,但天子既然下命,勋贵皇亲世受国恩,况朝廷以到危难之时,覆巢之下无完卵,勋贵皇亲为了自身之利,也该为国出力,但天子之命下达之后,达官贵人们却相顾不动。

毅宗皇帝见此,只得派内官徐高,密谕周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但周奎不肯答应,说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能捐一万两。

周奎身为天子的岳父,平日所受之恩惠,岂止万两,天子认为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万两。周奎却咬定牙关,就是不肯,结果周后实在看不过去,于是暗中派人送去五千两,而周奎不仅自己一个铜子不添,反将周后送来的银子扣下两千,只以三千两应命,实际捐了个负数。

满朝勋戚当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输银二万两,晋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不过几十两、几百两不等,聊以应景。

不久大顺军进城,从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其他财物也值几十万两,而大顺在北京仅追赃助饷就得七千余万两之巨。

毅宗皇帝下命捐饷之举固然不妥,但国家在最危难的时刻,勋贵皇亲却如此爱财,国家上层贵族如此,广大士绅爱财之风气,在明季可见一般。

江南之地,素有抗税之风,但朝廷所征之商税,其实并不繁重,但士绅惜财,与东林串联,不愿交付,结果使明代财政始终处在捉襟见肘的边缘。

清军南下之后,江南士绅在国家危难之时,才恍然醒悟,毁家纾难者不在少数,但大势已去,不仅自身被清廷屠戮,几代积攒之财,也成了清军南下攻灭明军的军资。

王彦在入楚之前,为筹集军费,用尽百般办法,而清廷却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可以肆无忌惮的屠杀江南士绅,获取银钱。

世人言守业远比创业难,破坏者往往要比守业者占据更多优势。

满清以关外小族,统摄大半个中国,其钱财多来自破坏劫掠,而南明朝廷却不能伤害自己的子民,清廷靠着劫掠来的财富,施慧于小民,减免赋税收买人心,而南明却没有这样的不义之财,还得收取赋税,甚至加税,来维持朝廷运转和与清廷的作战,长久之下,财政和人心,都对南明不利起来。

这时多铎靠着清廷在江南掠夺的物资,轻易组织二十万大军攻浙东,侯方域的舵主令也传遍金陵。

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清顺治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多铎从江南各地抽调的南征兵马,集结于江宁郊外。

清晨,多铎将江宁事务交给洪承畴,而后便在护卫的拥簇下,骑马出城,江宁百官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