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征祥回想起出发前的情景，仍记忆犹新。1918年11月11日，“一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那一刻。那些日子，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上自大总统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年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在国人眼中，无条件收回德国等战败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收回青岛自然成了国人评判这次和谈成败的首要标准。

12月1日，天色已晚，平日冷冷清清的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为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送行的仪式将在这里举行。尽管天寒地冻，寒风凛凛，前来送行的人还是越来越多。除了外交部全体官员和部分内阁成员，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赶来，甚至连英、法、美、日、比等国驻华公使也都顶着寒风前来为代表们送行。人们快乐地谈论着巴黎和会的话题，不时发出阵阵欢笑。

但是，长期担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清楚，外交舞台上并没有所谓的公理，实际上，中国尚未获得巴黎和会的正式邀请，陆征祥只能采取请假方式启程前往欧洲。而一战的胜利带给国人“公理战胜强权”的空前乐观和北京政府务实的外交方针之间强烈的反差，更让陆征祥有苦难言。

1919年1月12日，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陆征祥一行终于抵达巴黎。此时，距和会开幕只有6天时间了。刚抵达巴黎，代表名额的变化就给他当头一棒。

在前往巴黎的途中，陆征祥曾获知中国将有三个代表名额。但抵达巴黎以后得到的通知却只有两个名额。陆征祥原本指望英法等国兑现中国参战时的承诺，再加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中国的同情，为中国争取到5个代表名额。现在不但5个名额没了指望，就连3个名额也保不住了。主导巴黎和会的英、法、美、日、意等国根据各国对战争的贡献，将协约国集团划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即美英法意日五个主要协约国，每国5席；第二类是“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指的是在战争中提供过有效助益的国家，每国3席；第三类是协约国阵营中对德绝交的国家，每国2席。按照这种原则，向欧洲提供了20万劳工的中国自然应该列入第二类国家，拥有3个席位。

这一切，都是日本在捣鬼。事实上，英法美等国原本将中国列入了第二类国家。但是，为了削弱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日本代表积极游说其他大国，将中国的代表名额降为2席。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反感中国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的支持。在五大国茶话会上，克里孟梭以东道主的身份提出此项建议，其他四个大国表示同意，中国的代表名额也就从3席变成了2席。

为了增加中国的代表席位，陆征祥和同僚们展开了积极的外交努力。他派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分别拜访英、美代表团，自己则亲自拜访法国外长毕勋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然而，结果却令人沮丧，美国人表示同情，英国人反应冷谈，法国的态度更糟。当陆征祥提议给克里孟梭授勋时，被其一口回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