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起国内舆论的一片哗然。在关键时刻，中国代表团得到了西北的大力支持。当时时尚在北京的副总统刘先俊紧急召见协约国外交团，强烈抗议五国减少中国代表名额的做法，称协约国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这是对中国贡献的蔑视，也让中国人民对协约国失去信任，以后无法与协约国合作云云。在刘先俊的干涉下，协约国五大国会议决定中国和巴西一起拥有3个代表名额。

但日本并没有就此罢手，1919年2月，日本代表在五大国“十人会”上悍然提出要继承德国在山东一切权益，要求把青岛交给日本

临危受命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有礼有节、掷地有声的演讲，阐述了中国要求直接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的正义主张。演讲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欧美各国媒体争相报道中国代表团的呼吁，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国际舆论的支持，一度使中国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

尽管对美国所宣扬的世界公理深表怀疑，走投无路的陆征祥还是寄希望于美国和英国的外交调停。然而，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最终证实了他的怀疑，同时也彻底击碎了中国人的公理梦。

此时，五大国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巴黎和会日渐显现出帝国主义分赃的性质。山东问题成了列强讨价还价的筹码，被放到了平衡彼此利益的天平上。种种迹象表明，巴黎和会完全不是所谓的公理至上，而是彻头彻尾的强权政治。既然公理不存，陆征祥只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谋求山东利益之保全。他先会见法国外长毕勋，提醒对方，倘若山东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势必会危及法国在中国的利益。接着，他又拜会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希望以门户开放为诱饵，争取意大利反对日本独占山东。最后，陆征祥、顾维钧还到美国总统威尔逊下榻处开会。威尔逊宣称日本与英法就山东问题早有协议，不能违背。因为有约在先，美国也无能为力。

4月30日，就在西北军攻克察尔津后两天，巴黎和会准备把青岛移交给日本并写入《对德合约》，被逼无奈的陆征祥分别发电报给总统徐世昌和副总统刘先俊，请求指示。接到电报的刘先俊立即作出反应：一是电令陆征祥绝对不许同意，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出卖中国权益的行为；二是电告协约国五国会议，表示坚决反对，称把青岛让给日本绝无可能，要求目前负责青岛守卫的美英法各国不得擅自将青岛移交，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