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省试时梅圣俞作考官，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初觉像取材于《孟子》，但仔细又看，里面却有个典故引用皋陶说：杀之三（杀的理由有三个）。尧说：宥之三（宽宥的理由有三个）。

老梅事后翻阅了大量的典籍也没有在任何书上找到这一典故，等到放榜，老梅放下自己的身段，用“不耻下问”的高姿态向苏轼请教，敢问阁下这一典故取自何处？

苏轼徐徐地说道，我想当然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以上古尧帝的品行，一定会这样说的，我个人认为，只要能够说明问题，任何所谓的典故何必都要追究其出处呢？

这些话使自认见多识广的梅圣俞大为惊骇。

更为传奇的说法还有：欧阳修作为省试知举，苏轼考了个第二，当苏轼前往欧阳修处道谢时，欧阳永叔问，“皋陶说：杀之三。尧说：宥之三。”此说见于何典籍呀？

苏轼只得说，此说见于《三国志·孔融传注》。

而当欧阳修事后去翻阅此书时，仍未找到。

他日有见到苏轼，苏轼只得说，三国时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而皋陶与尧之事，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欧阳修归家后，大惊失色，说：苏子瞻真可谓善读书、善用书，将来他的文章必将独步天下啊！

后面这个段子虽然出自《诚斋诗话》（南宋杨万里撰），但耕文轩主人觉得多少会有点水分，不过为了说明苏轼的少年聪颖，还是录了出来。

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得了第二，后又以《春秋》对义，苏轼得了第一。对义，旧时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从儒家经籍中摘句为题，考生根据经义解题作文。

三月初五，宋仁宗御临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的进士。殿试的考场在崇政殿的两庑。考场中整齐摆着一排排不足二尺高的小桌，桌后是方凳。在北宋前期，考桌是唐制的几席，考生要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很不舒服。当时，符合人体工程力学的考桌恐怕没有引入，其实，宋人已习惯了坐椅子，但是直到南宋，才弃用几席，采用桌椅。

符合人体工学伪理论的小桌上，贴着考生的姓名，摆着御赐的笔墨纸砚，这些办公文具都是上好的贡品。考生考完后，是可以带走的，算是官家的赏赐，也作为各自人生的一段记念。此外，还有一把用以改错字的小刀。因为试卷是特制的宣纸白摺，比一般宣纸厚得多，如果写错了字，可以用小刀刮去再写，否则是为“脏卷”，要降等的。

殿试的考试时间是一整个白天，扣除午饭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官家赐宴，菜品非常丰富，御厨的手艺你懂的！切不可贪一时口福，吃得太饱，又不准、也没时间遛弯，坐不下来；即使坐下来，也脑缺血，没法答卷！这是考验士子们的大智慧！

殿试考题共有三道，一诗一赋一策论。

以《鸾刀诗》、《民监赋》和《重巽申命论》为题。无论是诗、赋还是策论，殿试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是要歌功颂德！主要看是否倾向于时下当权者的政见。这是“立场路线、政治站位”问题，——组织路线非常重要！

先说诗。

《鸾刀诗》题出自《礼记》和《诗经》。鸾刀是一种古代名刀。《礼记》：“割刀之用，鸾刀之贵，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也。”《诗经》：“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筋。”意思是说：有了锋利的割刀，祭祀时为什么还要用古老的鸾刀？是为慎终追远、不忘先人的生活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内在，这是根本所在，表达的是礼在心的诚敬。

形式的背后，如果没有内核，那很快就会演绎成复杂的枷锁，进而败坏；传承，是灵魂的皈依之路。唯有如此，才能起废更新，生机勃勃。《鸾刀诗》是要以此义作诗。

再谈赋。

《民监赋》即是要弘扬民本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例如，此次状元章衡的《民监赋》开篇：“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宋仁宗赵祯读到“运启元圣”时，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至“天临兆民”叹息曰：“此谓太宗。”读“监行事以为戒”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说完便拍板道：“此赋虽不切题，然规模甚伟，自应作状元。

”“别头试”得了第一的林希，自视甚高，他的《民监赋》破题一句：“天监不远，民心可知”，是给执政者以警示，让宋仁宗大不高兴。虽说赵祯同志是难得的“仁君”，——你不好好说话！怪谁？……

最后是论。

《重巽申命论》，出自《易经》“巽卦”“彖传”。

所谓“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本卦是同卦相叠（巽下巽上）。巽为风，两巽相重，有长风相随之象。其实表示顺伏之意，即“上下顺也”。

苏轼的试卷《民监赋》、《鸾刀诗》都已散佚，但《重巽申命论》现存苏轼的《文集》中，感兴趣者可以找来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