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章 中国风再起(二)(2 / 2)

西方美化中国形象的传统在“中国潮”17世纪达到高峰,“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中国潮”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中国潮”的发起人主要是商人与传教士。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在欧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国潮”的时候,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也在欧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种“中国潮”。

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中国时尚。传教士们从中国回来,便成了社会名流,他们穿着中国长袍,谈论圣明的康熙大帝与玄妙的孔夫子哲学。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在社会上流传,激进主义者感到兴奋,正统主义者感到恐慌。哲学家们不甘寂寞,也参与到中国哲学是否无神论的讨论中来,有些人甚至冒险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国道德哲学取代基督教神学。莱布尼茨曾说:“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伏尔泰准确地发现中国文明在欧洲的利用价值。“……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须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们……。”

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启蒙哲学家,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判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西方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形象已经经历了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中国潮”是契丹传奇以来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的高潮。“中国潮”在启蒙运动中期达到顶峰,退潮也开始了。人们普遍注意到,1750年前后,欧洲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突然出现,瞬间完成的,但转变的幅度依旧令人吃惊。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代结束了。欧洲文化当年对中国的热情几乎荡然无存,如今除了贬抑与厌恶之外,更可怕的是遗忘。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普遍关注这次转变,但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还不是这次转变如何发生,而是要解释这次转变何以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