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持大一统格局长达两千年，黄河、长江、大运河缺一不可。

李唐所编《隋书》虽然把杨广贬得体无完肤，却靠大运河维持帝国正常运转，后又因黄河运力难以为继，以东都、西京并存。

但江淮漕米运抵长安的费用仍然屡创新高，甚至有“斗米斗钱”之说。即便如此，李唐还是因为漕运遭阻而亡国。

赵宋汲取李唐经验教训，定都汴水、黄河之滨的开封，并照搬刘晏转般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

于是，开封成了天下粮仓，仅在京诸司库的搬运健卒就有五万人。

自太平兴国六年起，江淮发运司岁输开封米粮一直稳定在五百万石到七百万石之间，遂于景德四年以六百万石为定制。

真、扬、楚、泗州七仓共有船六千只，专用于入汴之纲。

真、扬二州纲船抵达开封通常一年三运。

楚、泗二州纲船抵达开封通常一年四运。

至此，江淮运河和汴水运力用去八成，金银、钱帛、绢丝、香药等物品的上贡和公私商旅、人船客货的往来占去两成，还得受斗门、水闸、枯水期、沿线商税务的层层限制，严重影响商品流通，特别是铜钱、铁钱等主要货币的流通。

达官显贵、豪商巨贾云集京畿，物价昂贵，值得输出的特产只有“钱”这一项。

偏偏“钱”不宜携带，景德平钱每一千枚重六斤。

“腰缠万贯”是什么概念？

六万斤！

铁钱更重，万缗八万斤左右。

而且，各地钱制不一，即便千辛万苦把钱运出去，人工之外，仍然面临最少一层兑换手续。

商贾被迫以绢帛、金银等单价较为贵重的物品输出，不仅得面对另一层商税、关卡盘剥，还是得为转般、损耗而苦恼。

种种难题，因钱券迎刃而解。

商贾揣钱券在怀，便能轻装上阵。

“钱券”的对标物从来就不是“货币”，而是“转般”、“折损”。

……

为了洗去钱券溢价为自身价值的嫌疑，刘纬不惜从头说起，也是在为各地转运司设立钱库打伏笔。

终宋一朝，路、府、州、县少有钱粮库存，哪怕输京运力上限，也得堆在真扬楚泗四州的转般仓。

每有赈济，诏敕先出，再经四地转般仓下发。

对赵恒而言，在江南、两浙分别设立一座存量高达五十万缗的钱库，不异于天方夜谭，这不是鼓励人造反吗？若非尚在懵懂期的赵全益进西庑旁听，他已经发作了。

刘纬斟字酌句：“四千万缗钱券入市流通，金银或许还能当钱用，铜钱、铁钱会在十年之内退出流通，最多用于市井买卖。”

赵恒一阵头大：“四千万缗钱券入市流通，溢价还在？会不会生乱？”

“古来圣贤皆言：农桑贡赋，王道之本。管榷杂税，王道之末。善为国者，重其本而轻其末，不善为国者，则重其末而轻其本。”刘纬道，“臣以为，此言不妥。”

“农桑既为国家根本，理应举重若轻，不倚不靠，何以历代君臣皆仰之？

今我皇宋农桑所课占岁入六成以上，而山泽、关市之利已近岁入四成，远胜前代。

假使来年，农桑所课占岁入两成，山泽、关市之利占岁入八成，农桑安居乐业，商贾贩卖四海，别说四千万缗，就是四千万万缗也不在话下。”

赵恒怒目：“金、银、铜、铁、锡、茶、盐、香、矾坑总有穷尽时，管榷征算、斥卖百货之利过急则商贾不通，何来四千万万缗？”

刘纬道：“古人取土制瓷，贸易万物而回。我皇宋以绫纸作券，偿万物之所直，为何不能贸易万物而回？”

赵恒道：“瓷器用赏皆可，而钱券无。”

刘纬道：“臣以为，钱券会比我中国瓷器更受欢迎，南洋、西域、西洋之地蕃国上百，彼此贸易，以物易物，不便不公之处，数之不尽，若以我皇宋钱券为凭，童叟无欺，正中下怀。”

赵恒一脸的不以为然。圣旨都出不了境，遑论一纸空文？

刘纬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说的更透彻，遂举实证：“本朝不禁蕃商随舶贸易，倘若其携钱券顺道前来，必是受于我中国海商，礼尚往来，有何不可？臣所言，其实是四海民心所在，泉州海商此前赴东瀛贸易，时常因东瀛商贾无物偿其直而苦恼，赊欠时有发生，多在三年之后了清。”

赵恒气极反笑：“朕难道要在泉州市舶司设座钱库？供四夷兑我中国之铜出境？”

刘纬道：“敢问陛下，钱券抵铜以直，铜与我中国还有什么用处？习南洋、西洋、高丽、契丹以铜为器皿之奢侈？我中国钱法早就混乱不堪，大小、轻重、铜量莫衷一是，条例虽严，犯者却众，私钱何止亿万？可有铸钱者伏法？”

赵恒道：“铜乃国器，岂能说弃就弃？任商贾兑卖，契丹岁赐，诸蕃赏赐，如何为之？”

“诏诸蕃来贡。”刘纬信誓旦旦，“四海贸易皆以我钱券为之，何止万帆供陛下驱使？谁敢不朝？不贡者！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