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临机专断之权,这是皇帝赋予朝臣和封疆大吏的最高权利,谁获得这样的权利,也意味着他得到了皇帝最大的信任。
临机专断意味着苏轼可以做出一些出格的决定,并且是以皇帝的名义来做,即便是出了什么问题只要不是大逆不道,事后也无需受到责罚。
赵祯就是要让苏轼放手大胆的去做,不光要做,还要做得好。
苏轼并不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算是赵祯这位皇帝的关门弟子了,从小接受大宋教育改革的他在进入秘阁之后更是转换了思维方式,最根本的地方就在于跳出礼法限制的牢笼。
对于这些天竺难民,在天竺看来是负担,但在苏轼的眼中却是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既然他们需要食物,需要生存下去,并且有强烈的求生**。
那何不为大宋所用?现在的大宋并不缺少劳动力,但却极为缺少廉价劳动力,相比后世的廉价劳动力。
苏轼觉得这些天竺人可以为朝廷的公办工厂增加劳动力,大宋的公办工厂大多较为繁琐,重活累活很多,大宋的百姓已经不愿在这些公办工厂中做工。
而对于大宋来说,这些公办工厂无疑是重要的,都是国家的命脉产业,钢铁,锻造,军工等等。
因为地处南方,云南路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同时苏轼也向通过此次事件,把云南路打造成大宋的甲等路治,大宋的路治很多,但也划分了等级。
其中经济最为繁荣,人口最多,技术最为发达的路被升为甲等路。
京畿路便是甲等路,北方的北京路也是甲等路,两广路和两浙路,东京路等等都是经济繁荣,工业强大,军民众多的甲等路。
云南路和苏家之间的关系深厚,苏洵当年便是云南路的转运使,一路之长,在他的执政下,云南路突飞猛进,商贾辈出,工业开始发展,少数民族越来越融入大宋。
再加上大量的资源被集中在这里,玻璃和咖啡刚刚出现的时候都是云南路的特产,现在烟草也成为云南路的主要产品,不过除了烟草,玻璃和咖啡之外,别的东西也已经在大宋各地开始普及。
凡是从美洲大陆抵达大宋的植物都会被运到云南进行栽培,这里的气候实在是太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
可以说云南路是大宋的一个主要产出的路治,尤其是橡胶,需要大量的人手去采集,眼下最需要的便是人口,云南路的人口数量并不多,和中原腹地或是两广比起来还是太少。
于是苏轼从这些天竺难民中看到了希望,这是一个提高云南路产出,并且获得官家赞赏和提升的机会,苏轼不打算轻松放过。
官家常说“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为了提升云南路的路治,苏轼已经等待了许久,乞蓝部中的那些房舍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何要修建高大的边墙,为何腾冲军对天竺难民驱而不散?
这一切都是苏轼做的准备,大宋需要廉价生产力,而天竺难民就在这个时候来了,“哭着喊着”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进入大宋。